的方法,将人的应然权利升华为理性法则并由此引发公共权力发生的逻辑必然性,这体现了启蒙时期所具有的反封建、反神学的启蒙精神。


  二、 约翰·密尔对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理论的批判与重构


  密尔从功利主义哲学观出发,在对启蒙思想家的公共权力合法性和合理性思想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思想,与启蒙时期思想家不同的是,密尔对公共权力的合理性的关注重于对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关注,这标志着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转变,即由启蒙时期关注的“谁应当统治”转向了“应当如何统治”的问题。


  政治问题归根到底是如何对待人的问题,对于政治的认识必须以深化对人的理解为基础,对政治的评价也总是与人们对善恶或是非判断标准的理解息息相关。因此,任何一种政治哲学都必然以一种伦理学为其基础,“那些想把政治与道德分开论述的人,于两者中的任何一种,都将一无所获”。[2](Ｐ7)理解密尔的公共权力合法性思想必须从其功利主义伦理学入手。


  在对功利主义的理解上,密尔基本上吸收了功利主义哲学的创始人边沁的主张,认为功利主义是指“行为的是与它增进幸福的倾向为比例;行为的非与它产生不幸福的倾向为比例。幸福是指快乐与免除痛苦;不幸福是指痛苦和丧失掉快乐”。[7](Ｐ7)功利主义作为一种哲学,它是从一特定的角度,即主要从人类行为目的和效果去研究和衡量行为的价值,突出事物的有用性,强调活动的有利后果和最大效用。功利主义所依据的道德标准“并不是行为者自身的最大幸福,而是最大量之一般人幸福”。[7](Ｐ12)密尔虽然继承了边沁的功利主义基本思想,但并没有停留在边沁对功利主义的解释上,他对边沁的主张进行了修正,认为他所讲的幸福不但有量的区别还有质的不同,“最大幸福主义(功用主义),我们最后目的乃是一种尽量免掉痛苦,尽量在质和量两方面多多享乐的生活”。[7](Ｐ12)正是从功利主义原则出发,并将功利主义哲学观作为解释政治现象的思想基础,他反对启蒙思想家以理性法则来规范政治现象的作法,认为应立足于利益需要和经验习惯来解释社会政治生活,指出人类的原初生活状态就是社会状态,自然状态是从来不存在的,人是社会的人,人在本性上寻求社会。同时,密尔认为国家和政府不产生于社会契约,因为在人性中情感的力量是远远大于义务和责任的力量的,对公共权力的服从和忠顺并不仰赖于人们对自己许诺的义务感,而取决于人们的好恶,取决于人们的功利欲求。由此,他认为公共权力合法性的来源和基础并不是什么不证自明的原则,而是“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唯其如此,公共权力才能使人们经验为正当,才具有合法性。


  作为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家,密尔更重视公共权力运行的效用问题,在他看来“怎样进行统治”比“谁应当统治”的问题更重要。与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是,约翰·密尔反对以应有权利为基础来解释公共权力的合理性,他说“凡是可以从抽象权利的概念(作为脱离功利而独立的一个东西)引申出来而有利于我的论据的各点,我都一概弃置未用”。[8](Ｐ11)密尔认为,公共权力的合理性不能从抽象的权利中推出而只能来自于功利的分析,公共权力的合理性理论只能建立在对历史经验的考察和现实政治的分析的基础上。


  在公共权力行使的合理性问题上,密尔认为,凡一切足使存在对人有价值者,莫不赖对他人行动有所约束,必须有某些准则。密尔认为这个准则是:“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的,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8](Ｐ10)他进一步把这个抽象的准则具体化为思想和言论自由、趣味和志趣的自由、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这三大自由领域。对于公共权力形式的合理性,密尔则指出,政治制度是人的劳作,它的根源和全部存在均有赖于人的意志,公共权力的形式整个说来只是一个手段,手段的合理性必须依赖于它的合目的性。公共权力存在的目的是为增进社会利益的总和,因此,社会利益可以作为检验政府好坏的标准。密尔把社会利益分为“秩序”和“进步”两种,但是接着又认为,“秩序”所表明的与其说是政府好坏的标准不如说是政府的条件,因此在好政府中的定义中应略去“秩序”一词而说好政府就是最有助于“进步”的政府。而“进步”所依据的主要因素关键在于人,密尔认为“好政府在其所有的意义———从最低微的到最高尚的意义———上究竟依靠什么原因和条件,我们发现其中主要的、超越其他一切的是组成作为统治对象的社会的那些人的品质”。[9](Ｐ25)因此,公共权力形式合理性的标准是看它能否促进组成社会的人们的美德和智慧,评价公共权力形式的合理与否,“应该根据它对人们的行动,根据它对事物所采取的行动,根据它怎样训练公民,以及如何对待公民,根据它倾向于促使人民进步或是使人民堕落,以及它为人民和依靠人民所做的工作的好坏”。[9](Ｐ29)


  代议制政府是一种“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每个公民不仅对该最终的主权的行使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被实际上参加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务”的政体。[9](Ｐ43)密尔确信,代议制政府是迄今为止最理想的政府形式,其原因是因为它能动员和吸收人民的智慧和美德来管理公共事务和监督政府的行动,同时又能训练和促进人民的智慧和美德的发展。密尔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认为公共权力只要是有助于人类的心智的发展其行使的范围是不厌其多的,这从根本上与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中强调扩大和强化国家职能如出一辙。至此,密尔的功利主义政治哲学已越来越偏离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向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趋近。


  三、 公共权力:从合法性向合理性转变的分析


  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主题转变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看,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实际是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社会走向“世俗化”和“理性化”的理论表现。近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最先发难之处是对神权专制制度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伦理道德种种方面提出抗议和批判,“自由主义最初是作为一种批判出现的,有时甚至作为一种破坏性的、革命性的批判”。[10](Ｐ7)这种批判和抗议成了启蒙时期的时代主题,启蒙时期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矛头直指神权专制主义政治的合法性问题,公共权力合法性问题自然就成了启蒙时期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们所思考的主题,在摧毁专制政权合法性神秘主义的面纱同时自由主义者们建立了自己的公共权力合法性理论,这就是社会契约理论。19世纪中叶,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确立,其政治合法性地位也逐渐巩固。同时,史无前例的工业革命使得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工业革命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引起了剧烈的变革:由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工人运动此起彼伏;工商业资产阶级实力的增长和巨大利润的诱惑促使他们要求彻底摆脱羁绊,获得追求利润的全面自由。而原有的公共权力体制却严重地束缚着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发展,他们迫切需要对资产阶级政治统治体系内部的公共权力的运行机制进行调整。一切都使这个时代的主题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它所要求的更多的不再是“革命性的批判”而是“建设性的原理”,是要对现有政权巩固的同时维护工商资产阶级的利益、协调和缓和日益高涨的社会矛盾,使得刚刚确立起来的政权能够合理有效地运行。这恰好印证了斯宾格勒的名言“当理论的知识使自己摆脱信仰的接受之后,它就走向自我毁灭,此后所遗留下来的仅仅是技术的经验而已。”[11](Ｐ444)资产阶级在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取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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