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论都是不正确的。


  　　第一，我们党既重视经济体制改革，也重视政治体制改革。从改革的逻辑上说，经济与政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从来都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说我们只重视经济体制改革，不重视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上层建筑束缚经济基础的发展，我们能够取得这样大的经济成就和社会进步吗?实际上，这些年来经济改革之所以没有走回头路，从根本上说是得益于政治体制改革。从改革的理论上看，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是我们党的整个改革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对如何推进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理论。从改革的实践上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取得了若干重大进展。我们通过改革人民公社体制，通过党政职能分开和政企分开的改革，通过大规模的机构改革，极大地提高了效率，增强了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了基层和广大人民的积极性；我们通过健全党内民主体制，通过完善和改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推行村民民主自治制度，使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明显地上了一个大台阶；在法制建设和司法体制的改革上，立法、司法和守法诸方面，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进展。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说我们党不搞政治体制改革，是没有根据的。


  　　第二，要正确认识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时序选择问题。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谁先谁后?从理论上说无非是三种方案：或政治改革先于经济改革；或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或两种改革同步进行。至于哪种方案最优，其评价的标准就是看哪种方案更加符合实际，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从我国改革的实际进程来看，改革的重心和时序选择确有轻重缓急和先后之别，但又是大体协调推进的。具体地说，我国的改革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走的是以经济改革为先导，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在互动中协调推进的道路。作为改革先导的经济改革，为政治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互动又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政治保障。这是一种改革成本与风险成本较小的、成功的方案。2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全面进步的事实，证明我们这条路走对了。所以，从总体上说，“滞后说”是难以成立的，不能以“滞后说”来解释我国改革的这种改革选择。


  　　第三，要看到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或某些环节还不适应经济改革的要求。多年的政治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但是，日益深化的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而现行的政治体制还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譬如，政企关系还没有真正理顺；政府职能还没有真正转换；政府的机构设置和人员素质，还不能适应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需要通过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使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在新的平台上达到新的协调和平衡。


  　　(二)关于如何进一步推进民主建设的问题


  　　民主建设是整个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中心内容。当前，对于在中国要不要发展民主，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对于怎样推进民主，我国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多种思路，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主张从扩大基层民主入手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主张从发展中产阶层的社会民主入手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主张从完善宪政民主入手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主张从完善党内民主入手推进我国的民主化进程。


  　　根据党的十五大报告和“七一”讲话以及其他中央重要文献的精神，我们把党中央关于推进民主建设的基本思路概括为：扩大基层民主，推进国家民主，发展党内民主；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的发展。


  　　扩大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基层民主的内容主要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基层民主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就是民众不断学习民主政治知识的过程。它可以形成一种民主的文化氛围，大面积地进行民主观念的传播与技术训练，可以在政治阻力较小、实施成本较低的情况下去切实地探索和总结民主建设的经验，渐次积累，自下而上，逐步扩大和推进全社会的民主进程。


  　　在我国，国家民主与人民民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民主是国家民主的本质内容，国家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基本形式。在我国现阶段，国家民主的制度载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体现“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一社会主义民主实质的根本制度，是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和民主权利的根本途径和基本形式，因而它是国家民主的基本阵地。推进国家民主，就必须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其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民主决策功能、民主参与功能和民主监督功能。通过发展党内民主，积极推动人民民主，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执政党，党的性质和地位决定了党内民主在整个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中处于核心和关键地位。根据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的精神和我们党目前的实际情况，发展党内民主应注意这样一些问题：第一，发展党内民主，要致力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建立党内民主机制和实行党内民主决策。第二，发展党内民主，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尤其要规范这项制度的运作程序。第三，发展党内民主，既要有利于不断增强党的活力，又要有利于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第四，发展党内民主，还要完善党内组织制度，真正落实党的各级组织机构的既定职权。


  　　(三)关于加入WTO与政府改革的问题


  　　加入WTO，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我们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这必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最为直接的是政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加入WTO后，我国将直接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这种竞争，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竞争，但其背后是政府管理方式、机制、职能与效率的竞争。WTO的条款大部分是针对政府的，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运行规则，都是政府制定的。所以，要“入世”，政府必须首先“入世”。


  　　改革开放以来，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府机构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来所进行的机构改革，在实现“精简、统一、效能”的改革原则方面，迈出了重要步伐，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面临着“入世”的挑战。在政企关系上，政府还没有完全从企业活动中超脱出来，长期直接干预企业的老办法还在沿用。尤其是政府与国企的关系，与WTO的非歧视性原则发生冲突；在行政审批制度上，繁琐的行政审批不仅带来了官僚主义和经济的低效率，而且与WTO的市场准入或开放市场的原则要求发生矛盾；在决策体制方面，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拍胸脯、拍脑袋、拍屁股”的决策现象，这既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适应加入WTO后经济一体化的要求；在行政执法体系方面，我们的依法管理体系还很不完善，还有不少空白点，现有的法规有不少条款与WTO的原则是相冲突的，政出多门，法规相互打架的现象也未完全杜绝；在政务透明度方面，加入WTO以后，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封锁信息和妨碍信息传播的许多观念和做法面临改革或淘汰，非涉密的“暗箱操作”，与WTO的透明度原则是不相容的。


  　　面对加入WTO所面临的挑战，必须对我国目前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的弊端，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最根本的是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要更新管理理念，政府要把自己从万能的政府转变为有限作用的政府，从一个干预的政府转变成一个服务的政府，从主要是为国有经济服务的政府变成为整个国民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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