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设计崭新的政治架构非常困难 ,只有循历史做法而稍加“损益” ,可以较及时地满足社会政治运作的需要。孔子以为“孝悌其为仁之本占” (《学而》),孝、悌都是基于血缘关系而引申出来的人际伦理规范。但这种规范一旦约束了人的行为 ,就会有它的政治效用。一是它是家庭之内、社会活动共同生效的规范 ,“出则事公卿 ,入则事父兄” (《子罕》);二者它也使人的行为循规蹈矩 ,由伦理自理变成政治自制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 ,鲜矣” (《学而》)。原始宗法血缘伦理所具有的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功能 ,皆竟对亟于重建秩序的孔子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从这一原则设定出发 ,孔子自然在政治运作的构想上 ,要凸出君王的伦理榜样与政治权威合一式的崇高地位 ,与其不可取代的独特功能。一方面强烈要求“臣事君以忠” ,另一方面要求臣民严格遵照礼乐之制进行行为抉择 ,《八佾》篇对管仲、季氏的批评可证此点。但是 ,时局启迪孔子 ,单纯的孝忠已难以维持。以“时中”与“权”来“损益”规则的孔子 ,尤其强调伦理关系的对应性 ,处理政治关系的对等性。所以与“臣事君以忠”对等的有“君使臣以礼”的规则 ;治民而使其不致犯上作乱 ,相应的有“庶之”、“富之”、“教之”的要求。在此 ,伦理感化与政治控制两环相扣 :一方面治人者心怀两手 ,“君子怀德 ,小人怀土 ;君子怀刑 ,小人怀惠 (《里仁》);另一方面各致其功 ,“道之以德 ,齐之以礼 ,有耻且格。” (《颜渊》)从而 ,收到人心秩序重拾、政治秩序重整的社会治理效果。


  但孔子的心思毕竟不限于治乱而已 ,对他来讲 ,恢复秩序只是进于理想的一个台阶 ,更为重要的还是人人得其安适的理想之实现。这点甚至超越了孔子对仁的期望 ,进入一个更高的“圣”的境界。就其推论来看 ,他强调行仁之政 ,起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进而达到“己立立人、己达达人”。但这还属于实际可以期望的为政效果 ,几乎按“行己也恭 ,事上也敬 ,养民也惠 ,使民也义” (《公冶长》)的程式贯彻 ,就可以达到。然而 ,以孔子最怀期望的政治状态来看 ,问题就不简单了。“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同上 )在孔子那里还只是作为政治志向陈述的。象这种满足人们物质生活需要 ,而又使他们产生高度的精神信任感与依恋感的政治 ,在他眼里才真正是社会政治的应当状态。所以孔子把它也看得特别的崇高与神圣 ,“子贡曰 :‘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何如 ?可谓仁乎 ?’子曰 :‘何事于仁 !必也圣乎 !尧舜其犹病诸 !’” (《雍也》)“巍巍乎”的尧舜尚且无法达到这一政治治理目标 ,何况乱世英雄们或立成佛者 ?


  对政治应当状态的祈望 ,最为典型地表达了孔子对伦理与政治关涉性的理解。一方面 ,共同的伦理欲求外化为一致的政治行动 ;另一方面 ,妥贴的政治操作又内化为伦理的适惬。两者及其互动关系 ,经由历史审视、理论思考 ,在此直接地、明晰地呈现出来 ,从而 ,历史意义与理论方向都得到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