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及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等内容。只有了解民情，才能掌握民心，才能制定出更加体现群众利益和愿望的好政策，从而奠定政通人和的政治基础。因此，加强对公民政治行为的研究，是建构我国政治学理论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第四，政治文化理论。政治文化研究既有宏观性的一面，也有微观性的特征。笔者不同意将政治文化的研究局限在微观的层面，只注重研究个人的政治认知、政治信仰以及行为动机等内容，更不同意“价值中立”的观点。在政治研究领域，不可能脱离一定的政治立场和服务方向。我国的政治学研究，从根本上来说，必须服务于本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社会的文明进步。离开了这个目标，政治学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就会落空，变成经院式的玄学。


  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我国政治学者的任务十分艰巨。第一，从宏观层次上来看，中国几千年遗留下来的传统政治文化有待我们深入地梳理，鸦片战争以来输入的西方政治文化还有待我们进一步地分辨，才能去粗取精，引以为用。此外，我们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文化还要进行深入地研究，因为这是我国当代政治文化的主体。在理论元素上，属于政治哲学范畴的自由与平等、民主与权利、权力与服从、公平与正义等基础理论研究也需要有一个新的突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中国政治哲学的理论体系。第二，从微观层次上来看，我们应该在政治行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有民族特色政治文化的理论，特别是要对我国公民的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知识、政治认同感、政治效能感等方面进行细致入微的实证研究。


  　　　　2.理论体系的建构


  　　在理论体系的建构上，从以宏观为主的单一层次结构转向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并举的结构。在政治学理论体系中，宏观、中观与微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个层次应有自己独特的研究范围和相适合的研究方法，从而形成内容相连、方法互补的恢宏理论大厦。笔者认为，政治学宏观、中观、微观的划分是相对的，而且划分的标准也是多元的。大体上说，宏观政治学主要研究中央或国家的层面，内容包括国家理论、政权理论、政府理论、政党理论以及贯穿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政治原则，这是政治学理论体系的主干。微观政治学主要研究社会层面的政治生活，特别是公民个体的政治行为及其观念动机方面。相对而言，中观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主要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现象。例如，从实体来看，中央以下，乡镇（街道）以上层级的政治活动都可以划归中观政治学研究的范围，而从虚体来看，公共政策也属于中观研究的范围，因为它是联结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纽带和中介。


  　　　　3.研究方法的多样性拓展


  　　一定的理论范式需要有一定的研究方法、叙述方式与之相适应。为适应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总体性转换，政治学研究方法也必须拓展或转换，将以阶级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定性分析法为主的方法体系，拓展或转换成以结构分析、实证研究、定量分析为主的多元方法体系。不同层次的政治学应该建立相适应的研究方法。


  　　学术研究的突破，首先是方法论上的突破。阶级与阶层分析法，作为宏观政治学重要的分析方法，应该继承，但是不能“标签式”的运用。中国政治学要获得突破性的发展，必须革新研究方法，大胆引入实证分析和定量分析等有效的研究手段。而且，最为关键的是，必须走出书斋，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


  　　政治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研究方法上相互之间具有互补性。国外的社会科学领域，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学对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人类学等学科都有一定的贡献。同时政治学也从其它学科中吸收了有效的研究方法，形成互补关系。然而在我国，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显得陈旧和落后。因此，政治学应该借鉴国内外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的一些有效方法，如社会学的实证研究、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经济学的数量模型等研究方法。当然，其它学科也能在政治学中找到有用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如制度研究法等等。因此，首先要加强国内各学科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


  　　在方法论的多样性拓展方面，中国政治学者还应该进一步学习和借鉴国外政治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新方法、新成果，加强同国外政治学界的交流。中国是现代化中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既有自己的民族特征，也会面临世界现代化历史过程中所共有的一些问题，如社会结构分化，政治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权力腐败与政治合法性的维系，政治文化观念中传统与现代的矛盾，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国外的一些政治学家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采用了一些有效的研究方法。对此，我们不应一概排斥和否定。


  　　总之，中国政治学在面向21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必须实现理论视野与研究方法的总体性转换，转换的着眼点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提高全民族政治文明的程度，而绝不是什么“非意识形态化”或使政治学变成脱离中国政治实际的“纯学术”。离开了这个着眼点，我们很难想象，21世纪中国政治学会出现新的繁荣和发展。


  　　注释：


  　　〔1〕有关这方面的例子，可参阅赵宝煦主编《政治学概论》， 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丘晓主编《政治学原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惠岩著《政治学原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王松主编《政治学基础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2〕参见云光主编《社会主义政治学》，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浦兴祖主编《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2 月版。


  　　〔3〕郭正林：“论政府与市场结合的基本模式”， 《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4〕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王浦勉《政治学基础》，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2月版。


  　　（作者：王金洪，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讲师；郭正林，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讲师。广州，510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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