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国家行政管理,干部人事制度,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人民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统一战线,“一国两制”等等。〔2〕这些论域全部属于宏观政治学范畴,属于全局性的大问题。从政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要求来看,对上述问题进行系统化的理论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宏观政治学的理论体系,中国政治学的大厦就难以建立。但是,若只局限于这一层次的研究,就难免导致政治学体系结构的失衡,没有中观、微观层次的政治研究,政治学就难以把研究的触角深入民间社会层面的政治关系,就很难真实、准确地了解和把握公民的政治心理、政治态度及政治价值取向,这样,宏观政治学也就成了无源之水。
我国的宏观政治学研究,除了革命理论范式的特征以外,还引用国家宪法和中共中央文件作为论证或解释的通则,作为分析和评价的依据。这种从理论原则、宪法条文、中央文件出发的理论体系,其内在结构具有逻辑上的互为因果、互为条件的关系,形成了内在的因果链条,环环相扣,循环论证。由于这种理论的原概念与原理论来自本身意识形态化的革命理论、权威性的革命经验以及法理化的宪法原则、政策规定等等,因此,这种宏观的理论建构似乎可以撇开政治现实,只作静态的逻辑归纳与演绎推论即可。也就是说,深居书斋,闭门造车,也可产生出这种恢宏的政治理论和造诣深厚的政治学家。事实上,中国政治学近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这种情形何尝又不是事实?静态的宏观理论研究,造就了一批书斋型的政治学家。许多政治学者在面对中国政治的实际问题时,又怎能不是大而化之地摆原则、谈本质、谋大思路。难怪有人说,当今中国,真正能够影响中央决策层,对解决现实问题有一定帮助的,恰恰不是中国的政治学家,而是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就连新闻记者的作用也强过政治学者。作为搞政治学的,听了这话真是感到汗颜!
中国政治学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研究层次的发展失衡,从整体上也制约了政治学的发展,不仅造成政治学理论结构与知识结构的欠缺;更为严重的是,它使政治学理论更加远离我国的社会政治现实,削弱了政治学的科学功能与社会效用。这种状况若不及时扭转,终将窒息已处弱势的中国政治学。为此,笔者向学界呼吁,学界应鼓励和支持多一点的人从宏观政治学的阵营走出来,走向社会政治现实,转向政治学的中观、微观研究。多一点调查,少一点空谈;多一点实证,少一点空论。
三、时代变革呼唤中国政治学的总体性转换
政治学的总体性转换应是理论范式、研究方法以及理论体系的转换,这是时代变革所提出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个现代化建设的时代已经来临。体制的变革,思想文化观念的更新促进了我国社会的急剧变迁。同这一变迁相适应,我国的自然科学、哲学以及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都不失时机地进行了学科重点的总体性转换或者以转换的姿态面向21世纪,从而,促进了自身的繁荣和发展。然而,在这一新的发展机遇面前,政治学却显得反应迟缓。
中国政治学要想立足于21世纪,并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所作为,就必须在理论视野和研究方法上实现总体性转换,即基本学术范式的转换。
1.理论视野的转换
理论视野或概念、原理等研究范式,要从“革命理论”转向“建设理论”。转换的着眼点是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公民政治文明程度的提高。21世纪的世界是经济大较量的时代,也是政治与社会文明争相发展的时代。中国更迫切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确保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21世纪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不是思想暴力的革命家。建设的时代需要建设的理论,对于政治来说更是如此。
目前,中国人民正在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这场伟大的实践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政治文明,关系到国家的安定、政治的昌明和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进一步体现,为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然而必须看到,在现实生活中,出现了诸如权力腐败、地方保护主义、利益分配不公、公民政治冷漠、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社会行为失范等问题,迫切需要我们去研究,探索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因此政治学必须从当代中国新的政治现实出发,放下包袱,开动脑筋,为建构适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政治学而努力。从当前政治学的现状及条件来看,笔者认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优先考虑:
第一,政治制度创新理论。这属于宏观政治学的范畴。在内容上应该包括:政权组织形式及其功能的完善与创新;政府机构的合理建制与职能范围的科学界定;政府行为的制度化与规范化理论;政党制度以及党政关系的科学化、法制化理论;整个政治体系的宏观构造模式及创新理论。
第二,公共政策理论。可以认为,这属于政治学的中观领域。中国是一个现代化中的国家,发展的主题要求实行两强模式,即“强政府—强市场”的模式。〔3〕而联结政府与市场的基本手段就是公共政策。随着21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公共政策将成为我国政治中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未来中国发展中的许多问题,都将成为公共问题,有些还会上升为重大的政治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仅仅依靠经济或市场的手段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凭借政治或政府的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由于社会的公共问题将会增多,公共生活的领域将会扩大,人们之间的政治性联系也会更加密切,从而对公共政策提出新的要求,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也将会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与修改等过程与环节上发生更多和更直接的互动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公共政策的理论研究,建构适合我国国情的公共政策的分析模型和理论体系。同时,还应加强对具体政策及其相互关联及协调的研究,如社会保障政策、人口政策、公共教育政策、产业政策、环境保护政策及科技政策等等,同时提高政策研究的运用水平。
第三,政治行为理论。它属于微观政治学的范畴。我国政治学对政治行为的研究显得尤为不足。有的人将它与宏观政治学混同起来,把研究的范围局限在诸如阶级斗争、国家管理、政府行为、权力监督等方面〔4〕。笔者以为,宏观政治学与微观政治学的分野, 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方面,更体现在研究方法上面。宏观政治学适合采取定性的、规范式的研究方法,而微观政治学则适合于采取定量的、实证的研究方法。如果只采取定性的、规范式的方法对政治行为进行研究,那么很容易发生“层次谬误”的方法论错误。很显然,采取规范的方式对个人政治行为的研究,不能说是微观研究,仍然是宏观研究方法的一种。社会政治行为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公民的政治倾向及行为模式。这种研究对于国家的、社会的政治管理行为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历代统治者都十分注重“民心向背”的问题,因为这是一种统治得以继续的社会基础,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所谓“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等,讲的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民心向背问题不可不察。对政治行为研究主要内容应该是有关公民的政治行为,包括公民的集结行为,即社团、利益团体等的行为,但研究的着重点和基础应该是个体政治行为。
随着21世纪的到来,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必将会进一步扩大,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利益的分化与多元化格局的形成,人们在政治上,至少在观念政治形态上也会出现多样化。对此,任何惊慌失措、讳疾忌医都是无济于事的,更不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唯一科学的有效的办法,就是深入研究各类公民的政治行为,包括其行为方式、行为动机、心理特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Ta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