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行政机关不能很好履行经济职能所造成的，是一种行政管理的危机， 即行政管理合理性的缺乏或赤字（def-icit）。所谓的合法化危机则是一种认同感的危机， 是人民大众对现存制度缺乏信任感，即群众忠诚不足的危机。所以，他把合法化危机说成是合法化的缺乏或赤字。哈贝马斯着重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合法性问题，将合法化危机的原因归结为：（1）系统的局限；（2）对文化系统的干预的不可预料的副作用（政治化）。他认为，国家干预领域的扩大，产生了一种副作用，即对合法化需求的不合比例的增长。不仅因为行政机构处理的事务增多，必须为国家活动的新职能而保持忠诚，而且因为作为行政机构处理事务日益增多的结果，与文化系统相比，政治系统的边界发生了变化。于是，原先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作为政治系统边界条件的文化事务，便被纳入行政计划领域。这种对文化事务的干预，加速了以前属于私人范畴的生活领域的政治化，导致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导致合法化的困境；更由于阶级结构的存在，使得合法化危机成为不可避免。在哈贝马斯看来，国家对文化事务的干预，把文化事务搞糟了，使意义成为稀缺的东西，从而产生合法化危机。于是他又转入对社会文化系统危机趋势的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当规范结构依其内在逻辑发生变化以致国家机构和职业系统的必要条件与社会成员所理解的需求和合法性期望之间的互补性受到干扰时，我们就必须考虑社会文化危机即动因危机（motivation-crisis）趋势了。合法化危机导源于现有的合法性不能满足政治系统的变化；而动因危机则是社会文化系统自身变化的结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动因危机在文化传统（道德规范和世界观）和儿童教育系统的结构变化层次上已变得相当明显，因此，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赖以生存的传统残余被蚕食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已变得成问题，即公民的利己主义和家庭——职业和利己主义陷入危机了；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残余（科学信念， 后奥拉特（Postauratic）艺术和普遍的价值体系）构成了一种功能失调的规范结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种它不能满足的“新”需要。


  　　哈贝马斯上述的危机理论有其合理性。这主要表现在他试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趋势作出全面系统的分析，提出了一些有益的论点。与当代许多资产阶级学者不同，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一个没有危机的社会，相反，它是一个陷入全面危机的社会。他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危机形式的特点。在对合理性危机的分析中，哈贝马斯得出了一个很有启发性的结论，即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行政机关（政府）由于其结构性障碍而无法做出合理的决策，总是陷入诸如“提高税率还是减少福利”一类的相互矛盾的政策困境之中。基于同样的分析，哈贝马斯令人信服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可能成为“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在对合法化危机的分析中，哈贝马斯指出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失去其合法性，失去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缺乏群众忠诚的投入。这也说明，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者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仍然是尖锐对立的。在对动因危机的分析中，他则揭露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及意识形态日益没落的趋势，并论证了这个社会的统治已失去了思想文化基础。而且，在对当代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根源的分析中，哈贝马斯往往将它们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联系起来加以探讨。此外，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的新颖和独到之处在于，他不是孤立地、片面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而是从系统的角度，对这些危机趋势的联系和转化加以考察。他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看作一个系统，将这一系统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并从系统的输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来讨论各种危机趋势的联系和转化。


  　　但是，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这不仅因为这个理论往往违背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于这个理论不成熟，有许多牵强附会、自相矛盾的东西。


  　　其一，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够包容系统危机尤其是经济危机。哈贝马斯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系统危机尤其经济危机已被潜在地包容了。当然，这种危机包容以国家日益面临越来越大的合法化压力作为代价。哈贝马斯的论证依赖于这样一个论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控制它的潜在的系统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因而经济危机已不再是主要的危机形式了。然而，哈贝马斯的这一论断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是不能成立的。从理论上说，哈贝马斯关于经济危机的论证是建立在对民族国家的考察，即建立在一个理想——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中国家与经济日益变化着的关系的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他对过去、现在的经济趋势的讨论很少注意到国际资本主义的发展。他考虑到了一些与价值规律相联系的问题，但是，他的参照系和脉胳背景是一个民族国家，而没有考虑国际资本主义的关系。


  　　从实践上看，哈贝马斯的论点已被事实所驳倒。近几十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表明，当代资本主义并不能克服经济危机。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不断深化，即经济危机向纵深的方向发展，危机的次数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频繁，再生产的周期呈现缩短的趋势。战后几十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不但出现了几次重大的经济危机，而且以持续的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和高失业率为主要内容的“滞胀”，严重地威胁着发达资本主义世界。


  　　其二，哈贝马斯对于合法化危机与动因危机的划分边界是模糊不清的。他在这两种立场——将它们视为这种有明确区别的危机形式和将它们设想为一个单独的事件序列——之间徘徊不定。后一种立场在于他无法对与这两种危机分别联系着的“普遍化的动因”（generalised mot-tivation）、“行为激发意义”（action—motivation meaning）作出明确的区分。依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合法化危机和动因危机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合法化危机是一种“普遍化动因”的危机，一种依赖于传统的“行为激发意义”损害的危机；而动因危机则是一种缺乏群众忠诚的危机。这种混乱部分地产生于哈贝马斯对社会凝聚方式的不充分的了解（即不恰当地强调分享范式和价值在社会一体化中的中心地位）和过分强调“内在化”在个人同一性和社会秩序的产生中的作用。哈贝马斯过高地估计了合法化危机及动因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总危机趋势中的地位，将它们抬高到危机主导形式的地位，从而否认了经济危机的基础性地位。哈贝马斯关于各种危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地位的论述可以说是本末倒置的。这种片面夸大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作用的观点反映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的确，我们承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危机，但却不能因此而否认经济危机的存在，否认经济危机是主导性、基础性危机。哈贝马斯的错误在于他过高地估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被合法化所威胁程度，似乎合法化、思想文化成了社会生活的唯一支柱，忘记了一个社会存在以及维护统治还有更基本的东西——经济基础。


  　　其三，鼓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的“过时”。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危机理论主要是关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理论，已不适应于当代或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趋势的分析，也就是说，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已经过时了。这是他在《合法化危机》和其他著作中反复强调的一点。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危机已不再主要在经济系统中出现，而是转移到政治和文化系统，主要的危机形式不是经济危机，而是合法化及动因危机，即使尚未转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