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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运动就是民族主义。就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有重大影响力的思想家预见到民族主义的未来——毕竟没人明确地谈论过。唯一的例外或许是被低估的摩西·赫斯，他于1862年在《罗马与耶路撒冷》中强调说，犹太人肩负着把共产主义与民族性融为一体的历史使命。但这仅仅是告戒而非先知的预言，这书除了后来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外，恐怕没有几个人读过。
毋庸讳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支配了大多数主权国家在联合国会议的行为，这种情况比国际联盟时代尤甚。不过我相信，这必将令19世纪的预言家们吃惊，而无论其思想和政治倾向。因为当时的绝大多数社会和政治观察家，不管本人是不是民族主义者，都普遍地相信，这种情感会逐渐衰亡。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被看成是欧洲的一段小插曲。大多数人渴望成为一个与民族边界一致的国家的公民、有同胞之感，这种欲望被认为是自然的，至少是历史-政治发展的结果，这种历史-政治发展是民族意识发展的结果，亦是其原因，至少西方是如此。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感和意识形态，并不（恰当地说是在我看来）等于民族意识。
最起码自亚里士多德，归属于一个愉快的身份群体的欲望被看作是人类的自然需求：家庭、氏族、部落、社会等级、社会秩序、阶级、宗教组织、政党，最后是民族和国家，所有这些都是这种基本需求实现的历史形态。可能没有任何具体的形态对人类的生存来说，具有跟食物、住所、安全、生殖等需求一争高下的重要性，但是其中有些形态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从柏拉图、波利比乌斯到马基雅维利、波舒埃、维科、杜尔哥、赫尔德、圣西门、黑格尔、孔德、马克思及这些人的现代子嗣，都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解释这些形态的历史演变。共同的祖先、语言、习俗、传统、记忆、长期地生活在同一块土地，这些就被认为构成了社会。这种同质性凸显的是一个群体与周边群体的差异，强调的是部落、文化和民族团结的存在，通过这一点，突出自己与信守不同习俗、具有不同历史或神话起源的群体的差异，且经常夹杂着对自己以外群体的厌恶或蔑视；民族国家身份就可以据此作出解释并赋予正当性。19世纪前，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实现了这一目标，获得了民族国家身份，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巴尔干人和波罗的海人没有实现这一目标，瑞士人找到了独特的解决办法。总的来说，国家与民族疆界之重合，被认为是可欲的，当然，俄国、奥匈帝国、土尔其等王朝和多民族帝国的支持者除外，帝国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也许一些信奉教皇至上论的天主教徒也得除外。大多数政治思想家，不管满意与否，都以之为必然的阶段。有人希望或担心民族国家被其它政治结构形态取代；有人认为它是“自然的”和永恒的。民族主义把民族统一和自决的利益提升为至高无上的价值，只要需要，任何东西都得退避，德国和意大利思想家尤倾心于这种意识形态，更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观察者则冷静地将其看作是暂时阶段，归结为民族意识受到专制统治者——天主教助纣为虐——压制和暴力镇压而致的反弹。
19世纪中叶，德国和意大利人所渴望的政治统一和自治看来快要变成现实，这主导趋势不久也将把被压迫民族从多民族帝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人们相信，一当目标实现，这种遭受挫伤的民族意识的病态民族主义行将就木：既然是压迫引起的，当然会随着压迫之倾覆而消失。时间比乐观主义者的预言长了一些，不过到了1919年，民族自决权的基本原则获得了普遍认同。《凡尔赛和约》承认民族独立权，不管实现与否，并相信可以之解决所谓的民族问题。当然，新兴的民族国家也存在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不过新成立的国际联盟可予以担保——于这些新兴国家，若确有问题需进一步思考解决，依其历史经验判断，则唯一的麻烦就是少数种族或文化群体的自治要求；当然，很多难题仍困扰着人类：殖民剥削、社会和政治不平等、文盲、贫困、不公、饥饿、腐败、特权等等。但大多数经过启蒙的自由主义者、实际上也包括社会主义者都认定民族主义的衰落，因为民族的至深创伤会很快愈合。
马克思主义者和其它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走得更远。在他们看来，民族情感本身就是错误的意识，是经济上居支配地位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旧贵族残余合谋而致的意识形态，是保持和完善阶级控制的工具，这样的社会是以剥削无产阶级劳动力基础，其中，生产过程本身必然把工人组织成具有纪律性、规模、政治觉悟、实力不断壮大的力量，时机成熟，工人将推翻资本家压迫者，资本家间的残酷竞争使其两败俱伤，削弱他们有组织地抵抗工人的能力。剥夺者将被剥夺，资本主义的丧钟行将敲响，作为整个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的民族感情、宗教、议会民主等等，也将随之被历史抛弃。民族差异或许依然存在，但与全世界工人大团结及生产者为了全人类的利益自由协作以利用自然的力量相比，地域和种族性之类的东西，就微不足道了。
所有这些观点的共通之处在于相信，民族主义是自决渴望受挫的产物，不会长久，是偶合力量及其意识形态所决定的进步历程的一个阶段而已。对这些力量的性质，理论家们众说纷纭，但绝大多数人都认定，民族主义本身会随其起因的消失而消失，这些起因，必将被不可抗拒的启蒙进步所清除，不管在道德上还是在技术上——理性的胜利或者物质的进步或者二者兼有——比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或者致力于社会平等、经济政治民主以及公平分配产品的斗争，都将导致这样的结果；世界贸易或科学的胜利或以理性原则为基础的道德的胜利必将打破民族界限，早晚会普遍达到人的潜力充分实现的境界。
于此，单纯的民族群体诉求和理想势必失去意义，顶多在文化人类学博物馆里增添一些不成熟的遗迹而已。至于获得独立和自治的民族中的民族主义主义者，则被归为非理性主义者，是倒退或者阻碍发展的现象——而尼采、索列尔的门徒或新浪漫主义者，更是不值一提。显见的事实是：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大部分成于国家统一之后——比如，1871年后的德国沙文主义、法国整体主义或意大利的神圣自我、种族理论及种种法西斯主义先驱的兴起。据我所知，19世纪后期和本世纪初期的未来学者，未能将之解释为历史新阶段的前兆；保守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例外。比如，考茨基所预言的Krisen,Kriege, Katastrophen时代［3］——他详尽分析了起因、描述了形态——即使提到民族主义，也仅仅是附生的结果，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而已。就我所知，没有人甚至暗示过民族主义将主宰这个世纪的后三分之一，影响所致，任何社会运动或革命，必与民族主义结盟，至少不直接与之对抗，方有成功可能。于其它方面如此敏锐的社会思想家，于民族主义却如此迟钝、言不及义，在我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至少值得更广泛深刻的探讨。我非历史学者，亦非社会心理学者，无? 馓教种鞯愠鑫侍猓Ｍ惺墩哂兴醇＊おぁ糎T4”H〗三〖HT5”SS〗
我想先谈谈作为精神状态的欧洲民族主义的起源，后再进入问题。此处的民族感情，非人类文明史初期就出现的族群意识，而是指清晰理论的水平，是意识处于自觉状态的产物、是阐释和综合，作为一股力量和可用的手段已为观察者意识到。依此，民族主义不存在于古代和中世纪。罗马人或许真的鄙视希腊人，西塞罗和阿皮翁对犹太人亦有不恭之辞，尤维纳利斯则讽刺东方人；这只是对非我族类的单纯憎厌而已。马基雅维利和莎士比亚都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之前爱国主义就已源远流长。我说的民族主义亦非对祖先的简单自豪感——说穿了，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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