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生与文本的对话：人在知识中的“适意安居” 

学生与文本之间的对话，也预示着一种知识观的颠覆。以往的知识观强调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价值中立性，知识是一种高高在上的永恒不变的客观真理。每一个特殊的自我都失落在客观性、普遍性的汪洋大海中，“自我”在科学知识中没有任何地位，是被“客观性”要求所摈弃的。也正因此，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人们反而出现了深刻的精神危机。建立在这种知识基础之上的教育，人与知识之间，学生与文本之间是一种反映与被反映、占有与被占有的对立关系，教材对于学生来说是高高在上，不容置疑的。学生是知识的容器，是知识的奴仆。 



“对话”精神的引入，使得知识的权威开始逐渐被消解。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明确指出，所有的知识，不仅是科学知识，在实质上都是“猜测性”知识，都是我们对于某些问题所提出的暂时回答，需要在以后的认识活动中不断地加以修正和反驳。因此，没有一种知识可以一劳永逸地获得，科学知识型所谓“终极的解释”是根本不存在的。知识开始被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它是流动的，而不是静止的。知识的价值不在于给人现成的东西，而在于给人不断创造的“起点”。它是由人创造出来的，需要得到不断的检验，不断的发展。学生的学习目的不再是单纯为了掌握知识，而是通过与文本的对话，在知识环境中寻求人的“适意安居”，知识的质和量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是人在知识中的感受、经历和体验，如何在知识中“寻找自我”变得非常重要，人不再是外在于知识体系而存在的，而是内在于知识，与知识融为一体的。对话是人与知识联系的纽带。 


（二）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我——你”的商谈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不再是“我——它”关系，而是一种“我——你”的关系，是一种“我们”的存在，我们是平等的，是对权力的一种消解。这种平等是一种相互的“自我实现”，我因实现“我”而接近了，在实现“我”的过程中，我讲出了“你”，也就是说，一个人是通过“你”而成为“我”的，教育本身的工作之一就是使人成为他自己，对话式教育正具有了这样一种品性，教育中的各种对话都是一种“商谈”，是在共同探讨未知的新领域，因为谁也没有保证对话会指向哪儿，但能保证的是以经验为基础，教育中的对话是对民主精神的一种宣扬，是对民主能力的一种培养。这样，教师的权威就被消解了，作为教育者的教师，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也要接受教育，要从学生那里了解他们的思想、心理发展、知识结构等情况，并随时调整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接受教育的过程。作为学生，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也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 



对话教育已经不再把教师或学生看成是孤立的个体，而是把他们的教和学看作是相互影响的辩证发展的过程。在对话的氛围中，教师和学生都处在自由状态，可以不受框框的束缚，充分表达各自的意见，在听取“他人”的意见时，仿佛都在进行一次愉快的旅行，在审美享受的同时进而感到“他者”的美好，从而打破自己的封闭状态，走出自己的小圈子，进入更加广阔的领域，感觉对方“陌生东西”的新奇，学生感到新奇时，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又能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甚至是一些“异端邪说”，教师感到新奇时，可以谈自己的见解，纠正自己的成见，教师和学生在“平等”交换意见的过程中，产生的“张力”可以促使双方积极思考，最终孕育出“全新的果实”。（摘自《教育理论与实践》２００２年第１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