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跌，货币逐渐丧失了价值储藏和交换媒介的职能。人们拿到纸币后，就象拿了烫手的红薯尽可能马上扔掉。"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人们在核算成本、利润时纷纷改用米、金、银、外汇等为单位，支付工资采用米、生活指数或者外汇。上海市场大宗交易，如买卖房屋、地产、机器，甚至顶房子，都以黄金计价，商品交易甚至蜕化到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

　　　　　　二、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

　　回顾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恶梦，值得深思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战后通货膨胀恶性到如此的程度呢？

　　（一）财政赤字巨大，完全由发行弥补。恶性通货膨胀最主要的特征同时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货币发行超量。印刷大量纸币，应付政府用款，这是恶性通货膨胀的源泉。问题在于政府明知饮鸩止渴，为何还要一意孤行？关键是财政收支无法平衡，赤字巨大。财政赤字对南京政府来说是个老问题，自其政权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存在。但抗战以前物价稳定，税收在总支出中占相当的比重，财政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向上海金融界发行公债筹集，虽然不宽裕，但还能应付。1936年发行统一公债，等于宣布南京政府第二次债信破产，自此开始，政府已无法通过发行公债筹措军政费用，弥补财政赤字。于是政府便更多地倾向于向国家银行垫款。为应付政府垫款，中央银行便不得不大量增发纸币。1946年财政部长俞鸿钧就坦言，"从1月到5月……税收只2亿5千万元，约为支出的六千分之一，巨额的财政赤字，由发行补足"。抗战后，随着内战的爆发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加剧，摧毁了国民党政府平衡财政的可能，赤字呈几何级数上涨。1947年以后，政府财政赤字几乎完全由发行钞票来弥补。见下表：

　　1946-1948年政府赤字、银行垫款和钞票增发
　　　　　　　　　　　　　　　　单位：百万元法币

　 年份　　　　 赤字　　　　银行对政府垫款　　　　钞票增发额
1946年　　　4,697,802　　　 4,697,802　　　　　2,694,200
1947年　　　29,329,512　　　29,329,512　　　　 29,462,400
1948年1～7月 434,565,612　　 434,565,612　　　　341, 573,700

　　资料来源：张公权《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10页。

　　（二）决策失误。抗战胜利之初，南京政府拥有黄金600万盎司，美元9亿元，接收的敌伪产业折合法币10万亿元， 相当于当时法币发行额5569亿元的20倍。此外，还有美国给予的救济物资和美军剩余物资约20亿美元（注：杨培新：《旧中国的通货膨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71页。），这些都为政府整顿税收，平衡财政收支，抑制通货膨胀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是，国民党政府的决策失误却丧失了这种机会。

　　第一，对中储券处置失当。1945年9月28日， 政府宣布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例为1∶200，这一兑换率的确定是极不合理的。当时的实际物价水平，上海仅比重庆高约50倍，与整个法币流通区域的物价相比，上海物价只高约35倍，可见，中储券的购买力被严重低估了，法币的购买力无形中增加了好几倍。于是后方头寸纷纷流往上海，其时重庆、昆明对申汇率每1000元高达1300元。后方游资涌向上海低价竞购物资，刺激一度下跌的物价又飞速上涨。政府还规定中储券限于4 个月内兑换完成，每人最多兑换5万元法币，在兑换期截止以前， 中储券仍准许在市上流通，因此持有低价伪币者在兑换期前也尽量套购货物，并把兑换限额外多余的伪币都用来抢购物资。不合理的兑换率、兑换期限过长及无根据的限额兑换等措施的出台，助长了抢购风的兴起，对战后上海乃至全国的物价很快由跌转升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第二，对战时压抑的购买力在战后喷发掉以轻心。在漫长的战争年月，由于物资严重匮乏，人们的消费需求受到很大的压抑，随着胜利的到来，国际贸易的次第恢复，战时长期积累下来的消费需求，在战后得到了总爆发，旺盛的消费需求拉动了通货膨胀。对此南京政府因过高估计了抗战胜利后的经济形势和社会总供给能力，从而在决策上作出完全相反的决定，对战时所采取的各项管制措施一律予以废除，从而使通货膨胀更加漫无限制。在国家政治、经济秩序尚未恢复常态以前，过早地放弃对物价、分配、资金等管制，事实证明是极为有害的，将使社会久久不能走出无序状态。

　　第三，不合理的汇率、进出口政策。1946年3月4日南京正式开放外汇市场，把法币的对外汇率定为1∶2020美元， 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以当时国内的物价上涨程度来说，法币的对外价值是被严重高估了，加上巨额的延期购买构成的有效需求水平提高，外国货排山倒海般地涌入中国市场，出口因汇率高估，不敷成本，而处于完全停止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储备逐渐枯竭，外贸没能成为战胜通货膨胀的有力武器。而在社会动荡背景下滋生的人们对外汇的偏好、资金外逃和外汇投机等，更加剧了国家外汇储备的消耗。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维持固定汇率的政策，改为采用机动汇率。8月19 日将官价汇率提高到3350元，上涨约60％，市场汇率也立即从2500元升至3700元，引起整个物价波动。为了防止官价汇率低于市场汇率，利于吸收侨汇和出口结售汇，1947年8月设立平准基金。 但由于通货膨胀不断恶化，基金汇率频频提高，一方面直接刺激进出口物品价格提高，在比价效应的驱使下，一般物价水平也随之高涨，另一方面由于进口物资越来越少，国内物资供应更稀缺，更多的纸币追逐更少的商品，物价上涨更甚。因此汇率及进出口政策的每一次调整，都成为促进物价飞涨的直接诱导因素。

　　（三）货币流通速率加快。从1945年底开始，上海的物价上涨指数大大高于通货发行量及其指数，以1937年6 月的发行指数和物价指数都为100，1945年12月发行指数为73,200，上海的物价指数为88,500， 物价指数是发行指数的1.21倍；1946年12月物价指数已是发行指数的2.16倍，1947年12月为3.56倍，1948年8月已增至10.47倍，1949年5月， 更是达到25.16倍（注：各年的发行指数、 物价指数见《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 第49、47、95页。）。同时，物价的上涨速率也越来越高于通货发行的增加速率，货币流通速度的大大加速，增加了社会有效货币供应的数量，加速了物价的飞涨。

　　抗日战争前，上海存款通货月流通速率为2 （注：《中央银行月报》，新二卷，第10期，1947年10月。），1947年上海商业行庄存款通货每月平均流通速度，1月最低为19.77，2月即跃升至24.63，5 月已高达36.6，即通货的月流通速率已超过每月金融机构的营业天数（当时上海银行的月营业日数为26天），12月最高为61.49；1948 年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已高达每日3.88次，一笔活期存款一日之间四易其手，存款流速超过月营业日数原因在于上海商业行庄盛行"抵用"制度（支票当天抵用），即支票在未交换以前，就可以变成随意支用的存款，从而使通货流通速度大大增加。美国货币流通速度最高的一年是1929年，但纽约每月平均流通速度不过10.37（注：《中央银行月报》，新二卷，第 10期，1947年10月。）与美国相比， 上海的货币流通速度已高得可怕。

　　通货流通速度加快，促成物价上涨率几倍于通货量的增加率。物价上涨越快，存款不如存货的心理越发展，存款通货的流通速度就更快。而货币的流通速度越快，社会有效货币供应更多，物价越发上涨，形成螺旋式推进，加速了货币制度及国民经济的崩溃。另外对通货膨胀的敏感度，心理预期等对通货流通速度的加快也有一定的影响。经抗战后期通货膨胀后，中国人民对通货膨胀已十分敏感，因此一旦物价由跌转升，人民马上会作出反映，重物轻币，尽最大可能变钱为物。而在恶性通货膨胀时期，物价大涨小回或有涨无跌，使人人对物价看涨，通货的流通速度也会因此变得更快。

　　国民党政府恶性通货膨胀的历史经验教训告诫我们，一个国家只有建立健全的财政经济政策，才能保持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如果弥补财政赤字完全建立在发行纸币的基础上，则必然导致恶性通货膨胀，而恶性通货膨胀一旦形成，就会成为一种非人力控制的力量，伴随着通货流通速率的加快，物价上涨的速度会几倍甚至几十倍于纸币发行速度，发行与物价赛跑，循环相因，最后，货币制度与国民经济必将一起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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