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简单商品经济的运行特征可以用W-G-W，的公式来表示，即商品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商品本身（这是新古典货币理论的基础），在此货币只是交换媒介；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特征是G-W-G，（此即为资本运动的总公式），即用货币购买商品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而其实现的途径是雇佣的工人以其活劳动创造了新的价值，在此货币是作为资本的货币。
与凯恩斯相比，马克思更深刻地批判了萨伊定律。 在马克思看来，萨伊“简单地抽去商品流通和直接的产品交换之间的区别，把两者等同起来”。 马克思认为在萨伊的理论中，由于货币仅仅是交易媒介，那么W-G-W的过程相当于W-W 的过程,即使存在商品流通，也不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使用把W-G-W的过程分为两个部分：即W-G和G-W。这样，卖者用W交换到G以后不一定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用其所得货币购买其他商品。这就存在着经济危机的可能。马克思认为，萨伊不仅把W-W和W-G-W等同起来，而且还把W-G-W和G-W-G，等同起来。马克思说：萨伊定律“企图把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商品流通所产生的简单关系，从而否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矛盾。”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居于决定性的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而不是独立的生产者相互交换产品的关系。萨伊定律否定了资本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
马克思的这种看法得到了凯恩斯的部分认同，在《通论》的草稿中，他对此进行论述并以此反对萨伊定律。他说“合伙经济和企业家经济之间的区别，同马克思所作的大量观察有某种关系――――他指出，在现实世界中，生产的本质并不象经济学家所通常认为的那样，即如W-G-W，的情形，把商品（或劳务）换成货币是为了获得另外的商品（或劳务）。这也许是私人消费者的观点，但不是商家的看法，后者认为是G-W-G,的情形，即抛出货币换取商品（或劳务）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 
在马克思的眼里资本主义经济不稳定的根源是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导致了总量价值关系的脆弱性。因为生产的社会化内在要求合理地计划社会必要劳动的分配，从而均衡投资和消费的总量比例，维持再生产体系的运行；但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及其基础上的逐利动机使这种状态成为不可能。前者是个技术关系问题，而这个问题要服从资本的运动目的。为了在竞争中提高生产效率，获得更多的利润，资本家必须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但是这反过来造成利润率的下降和工人购买力的相对贫乏。这样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最终是消费需求不足成为资本主义经济陷于困境的直接原因，并使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为必然性。
不过上述结论是从再生产理论中得出的。马克思在再生产理论中都把资本家的持续投资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能够维持的重要因素。马克思认为要使资本运动实现增值的目的，资本家不能把剩余价值完全用于个人消费，而必须拿出一部分货币去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资本家个人如何在消费和投资上分配表现为剩余价值的货币总量，直接影响再生产的运行。如果资本家从社会生产合理进行的目的而不是纯粹自身牟利的目的，似乎存在使再生产持续进行的可能，只要合理安排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比例关系。但是马克思要说明的恰恰是它的反面。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使资本家的持续投资成为不可能，因为资本的运动最终会为自己制造相应的约束――消费能力的限制。于是资本主义总是在矛盾中运动，一方面它需要市场，一方面又在破坏市场。 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在凯恩斯那里变成了有效需求理论。不过凯恩斯不愿意把有效需求不足归于马克思所揭示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而是把它归于资本主义货币经济关系中人们的各种心理动机，由于有效需求决定产出和就业，因此在凯恩斯的理论中似乎不存在商品过剩和失业并存的局面，而马克思认为两者是互为条件的。
马克思的再生产思想被波兰的学者－卡莱斯基表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决定于资本家的消费和投资支出，于是有卡莱斯基名言“资本家赚得它所消费的，工人消费它所赚得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也强调资本家的投资在利润增长中的作用，不过他们都认为资本主义分配关系最终成为制约资本家持续投资的因素。他们比凯恩斯向前多走了一步，但是仍然落在马克思的后面。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以其价值理论为基础的，并服从其价值理论。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运动是商品价值运动的一种形式。它一方面推动着价值运动，另一方面制约着价值运动。马克思认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充当一般等价物特殊商品。它本身是有价值的，因为金属货币含有人类的劳动，当时的纸币是可兑换的纸币。它的价值由金属货币的价值决定。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货币金融系统是一个反映收商品价值关系的体系。流通中的货币量取决于流通中商品的价值总额，货币量不是独立的。在这一点上，它反对李嘉图的观点。因为李嘉图认为货币流通量决定商品价格。据此，有人说马克思的货币理论是内生货币供给理论。而凯恩斯在探讨货币量问题时，持有外生的货币供给假定，而没有谈论其价值基础。在凯恩斯看来，在一定时点上，货币量是个固定的量，它在各种用途上的比例关系会影响投资和产出。
不过马克思不是要单独说明货币的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货币在资本主义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获得了和一般商品交换不同的职能，即在参与再生产过程中实现价值总量的增加。货币运动要实现上述目的必须不停地复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通过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继续产生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者分离并同时存在的市场。货币自身是无目的的，是资本家赋予了它运动的目的。资本家和工人都在数手中的钞票，但是其目的却不同。当工人总是盘算买多少柴米油盐的时候，资本家的目的就实现了。
与马克思相比，凯恩斯逊色多了。他也试图为其货币理论寻找基础，于是尽管他后来极尽攻击马克思之能事，但是却偷偷借用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谈到资本时，他说“我们最好说，资本在其寿命中，会产生一个收益，超过其原来的成本；而不说资本是生产的。――故我同情经典学派以前的学说：其说以为一切皆由劳力产生，―――我们最好把劳力――看作是惟一的生产元素，―――这可以部分解释除了货币单位及时间单位以外，我们可以劳力单位，作为经济体系之惟一物质单位。” 
不论是凯恩斯还是马克思都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不稳定性最终表现为货币总量比例的不和谐。凯恩斯把其主要归于投资的不足，而马克思则归于资本积累产生的商品总量和消费能力日益拉大的距离。尽管前者认为货币本身就是扰动的根源，而后者则认为货币仅仅是参与者，它背后还有更深藏的原因。马克思和凯恩斯从总量比例关系探讨经济过程的传统为后来的学者研究宏观问题时提供了思路，比如新剑桥学派就从工资、利润、投资和消费等关系入手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以及波动的内在机理。
不论从表面货币分析入手，还是从经济系统内在的价值关系入手，凯恩斯和马克思都认为经济运行是可以计算的并人为加以控制的，这一点区别于新古典。新古典认为经济自身是内在趋向均衡和稳定的，不稳定只是暂时的，同时它认为经济过程的信息量不是人为可以计算的，是个人理性所不及的，因此经济过程难以人为调控，如果试图为之，则会把事情办的更糟。凯恩斯认为通过投资的社会化可以消除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而马克思则认为应该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消除私有制，进而消除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及其产生的经济不稳定。
最后，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是关于货币理论的争论还没有结束，因为货币仍然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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