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限定在竞争市场利率以 下，产生出一块租金，由金融机构获得，同时把贷款利率限定在竞争市场利率以下，迫使金融机构向生产部门转移一部分租金，在这一租金流动过程中，政府不占有租金。而在后者，政府是通过干预来索取租金，即在金融抑制状态下，政府制订利率限额设立租金，然后以通货膨胀税等形式直接占有它。下面引入一个简单的信贷市场上的供给—需求模型，来讨论金融约束环境下政府控制利率作为一种租金创造机制的作用。在这个简单模型中，金融体系包括三个部门：作为资金供给方的居民部门、作为资金需求方的企业部门，以及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部门。政府只起到监管者的作用。再假定居民储蓄对利率不敏感，而是对银行服务设施及质量敏感。
在图1中，S代表信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D 代表信贷市场上的资金需求；r[,0]为市场均衡利率；Q[,0]为市场均衡贷款水平。如果政府干预金融市场，控制存款利率，但不控制贷款利率，那么此时均衡贷款利率由资金需求曲线决定，若存款利率限额为r[,d]， 均衡贷款利率则为r[,l]，差额r[,l]－r[,d]构成租金， 由于假定政府只作为监督者出现，这些租金只为银行所占有，其中居民的租金贡献为r[,0]－r[,d]，企业的租金贡献为r[,l]－r[,0]。
当银行占有一定量的租金后，就有动力和实力扩大营销网点，提高服务质量，从而使正式的金融部门逐渐一体化为非正式的民间金融部门，由于假定居民储蓄只对银行的服务质量和范围敏感，正式金融部门中介范围的扩张及服务质量的提高必然提高社会储蓄水平，这就是储蓄的“租金效应”。如图1所示。
附图{图}
图1
这一“租金效应”促使资金供给曲线从S右移至S。 由于政府规定了存款利率上限r[,d]，那么储蓄水平上升后， 均衡贷款利率反而下降了，与此相对应，均衡贷款水平扩大，并超过没有政府干预时的均衡贷款水平Q[,0]。这意味着，尽管银行从企业和居民那儿占有了租金， 由于租金效应，企业和居民的金融约束环境反而放松了，也就是说，金融约束政策促进了金融深化！
赫尔曼等人也注意到利率管制可能带来的福利损失。但他们强调，重要的是权衡损失与金融约束的好处。如果存在代理成本或市场失灵，则租金创造所产生的直接好处（通过减少中介成本）远大于福利损失。租金创造的福利收益可以用供给曲线的外移来表示。
若不考虑储蓄的“租金效应”，金融约束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是Q[,d]线和S、D线围成的哈伯格三角形的面积，若考虑到“租金效应”，则福利损失表示为Q[,d]线和S线、D线围成的三角形面积，显然，后者要比前者少得多。因此，金融约束带来了两方面的收益，一方面，储蓄的“租金效应”直接增加了储蓄，提高了信贷市场上的贷款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这是约束的收益；另一方面，该“租金效应”又降低了贷款利率，减少了约束的福利损失。租金效应越大，金融约束的正效应越明显。
不过，赫尔曼等人特别强调实际利率不能为负，因为一旦实际利率水平过低，就会出现资产替代效应，从而抵消了租金效应。若没有或只有很小的租金效应，那么金融约束政策只能在一定的发展时期才有效。
三、为什么金融约束论不可行？
赫尔曼、斯蒂格利茨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论，无非是要证明政府直接干预金融市场是有效的，对这一结论的经验支持来自东亚快速的经济增长。从理论上说，金融约束论成立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宏观经济环境稳定，二是通货膨胀率较低且可预测，从而确保实际利率为正且稳定。赫尔曼等人说，当这两个条件被满足后，政府直接管制利率可以产生所谓储蓄的“租金效应”，从而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仔细推敲金融约束论的逻辑，就会发现上述两个前提条件远远不能满足结论的要求。如果要得到赫尔曼等人的结论，还必须假定：政府只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且完全理性；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银行业充分竞争，生产企业对资金价格不敏感，即企业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极低；金融资产单一，居民几乎不可能选择资产组合，或者说，金融市场只体现为信贷市场。进一步看，当同时考虑企业的资金需求变化时，企业的资金需求利率弹性越大，或储蓄的租金效应越小，金融约束所导致的福利损失就越小；特别是当银行业充分竞争时，企业的资金需求弹性越大，会导致储蓄的租金效应越小，如果要确保一定水平的租金效应，就必须实行银行业垄断，而在垄断条件下，福利损失更大；同样，只要企业的资金需求的利率弹性大于储蓄的租金效应，如果政府同时管制存贷款利率，也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放松政府完全理性的假定，并考虑到政府并不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那么储蓄的租金效应就会降低。因此，考虑到以上前提条件无法满足，就意味着金融约束政策是无效的。特别是，给定银行和企业是利润最大化者，价格管制和银行业充分竞争是不能兼容的，在一个有限竞争的金融市场上，内生出占绝对优势的关系型融资体制，这种体制不鼓励 创新活动。
所以，金融约束政策必然伴随着外延式经济发展战略模式。正如克鲁格曼在批评“亚洲奇迹论”时所提出的，亚洲持续的经济增长来自于要素投入的增长，其背后存在着一个类似于集权体制的资源动员制度。可见，在图1中，即使存在均衡贷款水平的扩张， 也只不过是一种量的增长，而不是质的增长。
前面我们一直假定政府追求福利最大化，银行、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若放松这些假定，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呢？很明显，若政府的目标与政府官员的自利目标分离开来，或者即使政府中不存在利益矛盾，但训练有素的行政人员的缺乏及建立与维持复杂的行政管理机制的困难也会导致政府能力的局限性。政府体制的不足使得赫尔曼等人所赖以维持的政府不占有租金的假设无法成立，而一旦政府占有部分租金，那么储蓄的租金效应就大大弱化了。
不仅如此。假如银行和企业是国有的，其目标就是多重的，既追求利润最大化，又追求一定的社会收益。现代经济学证明，在多重目标的约束下，银行和企业存在大量的X低效率（或代理成本过高）， 结果，银行不会把全部租金用于扩大存款，企业也不会把全部租金用于扩大生产，换句话说，大量的租金转化成非生产性的资源浪费。
当有限能力且自私的政府与国有银行、企业相结合时，更危险的局面出现了，这就是预算软约束问题。企业追求一种量的扩张及非生产性资源消耗，迫使银行向其持续注资。由于企业效率低下，一部分资金便成了坏账，构成银行的不良债权。当企业亏损面与银行不良债权比重同时扩大时，整个金融体系便处于危机的边缘。笔者估算了1992～1997年间中国金融抑制的成本，仅这6年间，贷款损失就达12512.66亿元， 总资金漏损达25795.83亿元。这种非生产性资源浪费是相当惊人的。
当然，政府直接干预下的关系型融资体制也会带来非生产性资源浪费。据最近的有关报道，截至1998年底，泰国商业银行3 个月以上未能支付利息的呆账已占信贷总额的49.3％；印度尼西亚该比例为60％以上；马来西亚金融机构1998年12月底的呆账比例达14.9％；1998年底韩国金融机构已确定的不可能回收的坏账占三个月以内未能支付利息呆账的7.4％，比上年同期增长1.6％；新加坡大型银行1998年底的不良债权比重为8.2％，比8月底上升了2.1％；日本1998年的不良债权为76万日元。
所有这些数据均表明，金融约束政策在新兴市场上的一个严重后果是银行不良债权的上升，而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外延式发展战略及长期效率较低的企业。
四、政府在金融发展中的作用
在上一节中，我们已经证明，给定一系列的假定条件，金融约束政策即使取得了增长效应，也不过是一种量的扩张，即通过要素投入的增加来维持经济增长。事实上，这种增长路径有很多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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