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论文由上帝论文网为您收集整理，上帝论文网http://paper.5var.com将为您整理更多优秀的免费论文，谢谢您的支持]美国经济学家梅耶（Mayer）很早就提出了著名的啄食顺序原则：（1）内源融资（2）外源融资（3）间接融资（4）直接融资（5）债券融资（6）股票融资。即，在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中首选内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中首选间接融资；在直接融资中的债券融资和股票融资中首选债券融资。西方国家的企业正是遵循着这一原则进行融资并取得了成功。而中国的啄食顺序却与梅耶的啄食顺序原则背道而驰，从我国企业的融资结构的演变及特征中便不难看出。我国的融资结构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已经由财政主导型转变成为金融主导型，在金融主导型融资中，直接融资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在此前提下，股票融资的比重在上升。为什么我国企业融资的啄食顺序和西方国家的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呢？有些人可能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中西方企业的经济条件，国家的政策倾向，人员的文化构成等方面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 

首先，在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中，西方国家企业首选内源融资，我国企业首选外源融资。所谓内源融资，就是靠内部积累，依靠企业留存收益和折旧进行融资。外源融资则是从外部市场筹集资金。西方国家，特别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企业普遍资金雄厚，加之有一套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使得企业无论是在产品力，销售力还是品牌力上都是中国企业可望而不可及的。世界500强几乎全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这一事实就已表明，我国的企业，即使是像海尔这样的优秀企业，它与世界优秀企业的差距决不是在一、二年内可以赶超的。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实力如此雄厚，自然不需要通过外源融资来扩大企业的再生产，只需通过内源融资，依靠企业的留存收益和折旧便可完成。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因向银行贷款而支付巨额利息，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因股票融资而不得不向股民公开企业的各类信息。而我国的企业的条件则不允许将内源融资作为首选。因为我国的企业底子薄，在创业初期融资势必要通过外源融资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过程。即，从外部市场筹集资金，主要通过贷款、债券和股票的方式。1984年工商银行率先开办科技开发贷款业务，接着其他商业银行也争相开办这一业务，1990年中国银行正式设立科技信贷项目。短短几年的时间，就从1500万元的规模迅速增长到几十亿元，1994年达到80亿元，已成为科技贷款的主渠道。此后，国内其他地区也开始出现了不少为科技发展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我国的第一个科技金融组织——科技信用社于1987年诞生于河南许昌市。目前全国各类非银行科技金融机构已有80多家，融资能力达到36亿元，这相当于全国各专业银行年科技贷款总额的30%，此外，沈阳市1992年率先建立了科技风险开发投资基金，采取了贷款担保、贴息垫息、入股分红等多种有偿投资方式，为企业发展分担投资风险。由国家经贸委和财政部创办的我国第一家以促进科技进步为主要目标，以人民币经济担保为业务的全国性非银行金融机构——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开展了对高新技术成果进行工业性试验、区域性试验的担保业务，兼营新技术产业和企业技术进步方面的投资、融资业务，并为这些项目开展评审、咨询业务。这一举措，无疑对鼓励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创业投资领域中来有着积极的作用。另外，由各级政府预算承担的大量科研经费支出，相当一部分起到了“种子”基金的作用。通过国家“火炬计划”、“星火计划”而投放的资金，以及地方政府的类似支出，也大都投向了高新技术企业，形成了企业的初始资本投入，为企业的融资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我们知道，发达国家的经济是良性循环的：y高→S高→I高→y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恶性循环的：y低→S低→I低→y低。所以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必须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引进外资,这样,资本多→收入多……由此转化成良性循环，而引进外资也是外源融资的一种有效途径，所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国要将外源融资作为首选。当然，引进外资不是越多越好，到底应该引进多少外资，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在这里无须赘言，只简单的说明一下：MR＝MC。（如图）当然，要把握引进外资的收益和成本的现有因素，诸如法治状态、居民素质、信息交通设施、经济景气阶段等等；从长远看，最佳规模是可以变大的，这取决于因素的改变，尤其是法治状态的提升。这些条件和事实都决定了我国企业融资首选外源融资是劣中择优。 


                           其次，在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中，西方国家企业首选间接融资，我国企业首选直接融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都属于外源融资，其主要区别在于资金的融通机制，直接融资是借助金融市场体系，以股票融资和债券融资为主要方式来实现的；间接融资则是借助金融机构体系，以贷款为主要方式来实现的。中西方国家企业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差别，主要是由于它们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市场体系的发展、完善程度和信用程度的不同。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无论是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银行），还是非银行性质的金融机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运作其发展水平都是我国目前无法达到的。举个例子。众所周知，许多欧洲货币贷款是通过巨大的银行团——辛迪加银团——提供的，多家银行组成的银团能提供独家银行所无法承受的巨额贷款。在国际银行贷款中，无论贷款是由欧洲银行还是部分或全部由国内银行提供，辛迪加贷款程序都被广泛采用。同时，对贷款的成本也做了详细的规定：借款人除了要归还贷款本金以外还要支付其他几种贷款成本。贷款成本包括期间费用和前端费。与借款人签订一份法律文件并不能改变一个严重的信用风险。然而，辛迪加贷款合同在其他方面仍很能说明问题。其贷款协议中的条款对贷款人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它们能帮助人们了解一个贷款人在贷款前所应考虑的经济和其他风险。这些都是我国应该改进和学习的。 

但是，我认为造成企业选择直接融资的根本原因还是信用缺失。我国最早是计划经济体制，即国有经济独一份。由于文革时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国家财力不足，导致政府财政负担过重，满足不了资金需求，于是将包袱甩给了银行，变资金的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同时进行企业化改造，使其自负盈亏。政府（财政）将一部分款项无偿拨付给国有企业（但是并未拨足，特别是固定资金）另一部分则拨改贷，拨信贷基金给国有银行。（83年拨改贷，本应由政府拨给企业的固定资金拨给了银行（建行），再由银行贷给企业）政府本想通过此法将包袱甩掉，但却没有预料到甩包袱的后果：政府的“父爱主义”造成了国有企业高度负债。这是因为国企资本金不足，贷款不受限制（因为是国企），到期不还款本应受到惩罚却不罚，这就造成了国企的高资产负债率。90年代早期便体现出来。国企资产负债率达86%以上，流动资产负债率达90%以上（50%为警戒线）。同时也造成国有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98年国家迫于压力将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率报出达25%，为解决这一问题，成立了四家资产公司清理不良资产，2000年至今不良资产仍达26%以上。在中国，企业要想通过间接融资方式筹集资金，国家就必须将四大国有银行商业化，而如果国企不还债，那么银行就永远不可能有商业化的一天。也正是国企欠债不还，导致银行“惜贷”，在贷款过程中银行对企业要求苛刻，害怕贷款有去无回，这就使得企业贷款的经济学成本增加。国企的欠债不还造成的影响还远不止这些，它还产生了强烈的示范效应，套句俗话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一些企业的运行中存在大量的三角债、多角债和连环债。这些失信现象普遍给企业的运行带来了很大的障碍。正如郑也夫所说：“我们社会整体信用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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