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求，金融因素将自发展开其扩张进程。一个最具说明力的例子是1694年英格兰银行成立伊始，就在西、葡、荷、瑞士和意大利各城邦筹款20万英镑，其动因不在于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因素，而是为英法战争中的英军筹措军费。其时光荣革命刚刚发生，资本主义经济才初露端倪，统一的国内市场远未形成。金融(信用)市场的扩展不仅先于经济的全球一体化，甚至先于经济的全国一体化，由此可见金融市场的自发扩张趋势之强烈。

　　经济的全球化必须以金融契约的形式通过金融媒介展开，这为金融的全球化提供了最为强大和持久的动力；这又与金融的自发扩张性相互推动、相互促进，终使金融全球化成为现代经济的一大特点。

　　1.金融安全是相对金融风险而言的

　　我们知道，金融的全球化是现代经济的一大特点，而在金融交易外延不断扩展、各国金融往来范围越来越大的同时，不同国家地区间不同的金融制度环境(Institutional Circumstances，包括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无形因素)和制度结构 (Institution Structure)的碰撞和矛盾遂不可避免。而如我们所知，交易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下进行的，宏观制度性信息在交易双方被视为默认信息发挥其社会共同知识 (Common Knowledge)的作用，保证契约在有限的成文条款之外还受社会理性和无形的社会公约的制约。而在交易双方分属不同的制度环境和制度结构的情况下，由于默认信息的不尽相同(不对称，Asymmetric)，社会共同知识的作用无法发挥，其对交易双方的默示性制约也就处于不对等的状态，由此可能滋生出制度性风险；而事后(Ex post)的风险概率的存在又使事前的关于交易结果的稳定预期难于形成，国际交易规范也无有囊括所有细节的信息基础，于是金融风险的国际分摊遂难于实现；其间又因制度信息的“误认”(Misunderstanding)可能衍生出新的金融制度性风险。

　　如果说金融制度性风险基本上是由交易双方共同承担的话，那么，金融技术性风险则更多地是由发展中国家交易者来承担。这是因为就金融工具和金融交易技术的发展演进来看，西方发达国家是远远地走在了前面，对于这些金融技术性知识的占有上，发达国家交易者和发展中国家交易者处于严重的不对称状态；交易前的信息分布情况决定了交易后利润分配情况，在这种条件下，显然交易利润更多地为发达国家交易者所攫取，而交易风险则更多由发展中国家交易者承担。

　　在微观层面上，发展中国家交易者既成为国际金融交易的主要风险承担方，则在宏观层面上，其金融体系稳定也就受到因微观风险不断积累而越来越大的宏观金融风险的持续冲击而日显脆弱。而作为一个金融不发达的国家，其金融资源有限，金融风险的识别、防范、监管、抵御能力也相当有限；于是，在金融成为现代经济核心、金融全球化成为现代经济发展一大特点的条件下，金融安全和金融保障课题遂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不可分割的伴生物为各国，尤其是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所广泛关注。

　　2．实现金融安全的根本途径在于促进金融创新的不断演进

　　金融创新(financial innovation)指在金融领域内建立起“新的生产函数”，从而实现金融领域各种要素——包括金融产品、交易方式、金融组织、金融市场——的重新优化组合和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进而实现金融风险的消弭和经济发展的平稳展开。具体而言，金融创新可大致分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两类，前者指各种金融制度(包括广义含义上的制度，即也包括了制度结构和无形的制度环境)的主动被动演进，后者指交易技术的改进。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所谓金融创新，在更大的意义上是实现本国金融领域的“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也即在坚持立足于本国金融资源禀赋和金融发展现状特点的基础上顺应金融全球化的潮流，实现本国金融制度和金融交易技术与国际的接轨。只有通过制度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发展中国家才能改变(或至少是减小)与发达国家在制度和技术上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状态，逐渐消弭(或减小)因信息居劣而不得不承担的金融风险，进而保证本国金融的安全。

　　在技术层面上，创新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如上所述，发达国家在近几十年里由于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发展出一整套先进、完善的金融交易技术，极大减小了交易费用，扩大了交易量和交易范围，从而使经济的金融化和金融交易的效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这方面，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十分明显的劣势地位，只有通过不断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交易技术、实现本国交易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持续的现代化转变，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为保障本国的金融安全提供技术层面上的支持。

　　如果说技术创新相当于“硬件”的升级的话，则制度的创新则可以说是“软件”的升级。如上所分析的，金融制度的作用在于为金融交易提供一个社会共同知识环境和框架，俾使金融交易得以在一个相对简单的契约文本约束下顺利展开，并使交易双方对交易结果形成稳定预期。在金融全球化已达相当高度的今天，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金融交易日益频繁，在彼此金融制度提供的社会共同知识存在相当大相异性的条件下，由于发达国家具有更雄厚的金融禀赋和更久远的跨国金融交易经历，主要是发达国家而非发展中国家主导着国际金融交易规范的方向和具体制定，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只能通过修正本国的金融交易规范去适应国际规范(也即发达国家规范)来逐步实现对国际规范及其隐含的(国际范围)公共信息的内在化，并逐步在其交易者中建立起将国际规范作为默认信息包含入成本——收益分析的行为模式，以此减小其在国际金融交易中所承担的制度性风险。倘若不然，在对制度默认信息彼此不对称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将因无力将本国制度及其隐含的默认信息推进至国际范围使共同遵守而使自身处于持续不断的信息劣势地位，从而使本国作为国际金融交易风险的主要承担方的地位难以扭转，于是本国的金融安全也就难以实现。换言之，为减小国际金融交易风险，保障本国金融安全，发展中国家除在交易技术上应致力于创新和改进外，还应从金融制度的重构上着眼，充分吸收发达国家金融制度的特点和优越性，实现本国金融制度的现代化和“创造性转化”，以期能顺利“与国际接轨”。

　　四、金融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金融安全和金融演进

　　2001年11月，我国顺利加入了WTO，这标志着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和经济开放程度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就金融领域而言，则意味着在完成为时10年的过渡期准备后，我国金融将全面融人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去，直接面临来自国际的挑战。在新的竞争形势和竞争背景下，我国金融业应如何合理作为和积极应对，才能有效控制、消弭既有的金融风险和开放后将不可避免面临的技术性风险和制度性风险，充分保障自身的安全，并在一个国际范围的竞争环境中确立自身的竞争优势呢?笔者认为个中关键在于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充分参考国际规范，推进金融制度安排的创新和金融制度结构的整体演进，实现我国金融业规范化转变和与国际的接轨。

　　就间接金融领域看，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在经过近10年的“商业化”改造后，至今仍未真正实现市场化运营和商业化运作，“国家的银行”性质根深蒂固，由此衍生出种种问题，如信贷业务质量不能有效提高、不良资产比重始终居高不下、经营管理思想保守并严重趋同、机构臃肿、运转效率不能有效提高等等。如果说在我国加入WTO之前，国有银行仍可依靠其长期以来对国内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继续按既有模式运行而不虞受到严重威胁的话，那么，WTO的加入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银行业的开放形势及由此打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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