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商业银行的标准去要求它们。这种情况当然不是金融钵制改革的初衷。而是由于存在政府与银行不分的现状而不可避免的。金融体制的渐进式改革模式势必使金融机构陷入到一方面被解放出来追逐效益另一方面又背上新的政策性业务的矛盾之中。势必使政府处于一方面急于培育出具备市场竞争能力的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另一方面又迫于经济发展放不下强制型金融支持的两难境地。政府与金融机构都处于转轨的环境中，左右为难、也使得金融监管无处着力。

　　3.自上而下的金融体制改革路径造成全融监管低效。中国金融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控制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从中国人民银行独立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专业银行分设，再到政策性银行的成立，无不都是在政府的推动下完成的。也正因为在金融体制改革中有政府的参与，从而极易产生寻粗行为与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寻租理论所认为的租金是指由于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和控制。抑制了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资源的稀缺性，从而形成的额外利润。就中国经济改革过程而言，金融资源无疑是一种稀缺资源，它的分配并不是依循市场规律来进行的。反而带有一些行政分配的意味（尤其是在改革初期）。而金融资源的价格——利率并没有实行市场化，这样在市场利率与规定利率之间存在的价差使形成了租金。也成为金融机构寻租行为的利益驱动。金融机构的寻租行为（甚至包括与地方政府协同的寻租行为）无疑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

　　4.与金融寻租紧密相连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也使得金融监管的效率大打折扣。国有银行的产权虽归国家所有，但是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管机制。这就为内部人员进行内部控制提供了可能。金融机构内部人为获得额外收益，想尽办法。钻金融监管的漏洞。如果说金融寻租通过金融资源的转移，有可能符合了金融资源追求效益的市场特性，从而提高资金利用效率。但是由于内部人控制问题的存在。致使内部人会因为追逐收益最大化而进行“逆选择‘或是带来道德风险。最终使国有金融资产流失”道德风险“与”逆选择“的存在又为金融监管树立了一道屏障。影响金融监管的效串率。

　　5. 由于存在金融对经济增长不容替代的支撑作用，因此。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府都充分认识到拧制金融资源对于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因而作为金融控制的主体也使得监管者本身在监管过程中存在监管宽容，所谓监管宽容是指监管者尽量不行使构破业银行逐出业外的权力。试想。如果监管考完全铵效益标准将其逐出业外的话、又怎么能保证经济发展所需的巨额金隘支持呢？万一对储蓄与投资者的信心产生影响，那岂不是得不偿失，在种种顾虑之下，监管宽容的存在致使市场惩戒机制不力，金融监管的效率也就无从保障。

　　三金融制度的过渡安排对金融监管效率的影响

　　在转轨经济条件下是进行垄断性的金融制度安排。还是迅速引入非国有的或国家不进行直接控制的竞争性金融制度安排，这是金融制度安排的主题。在转轨经济条件下、纯粹的市场金融制度无法提供足够的货币供给。在流动性偏好的假设下，如果不配合以适当的过渡金融安排，将会出现货币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难以动员足够的储蓄资源。转轨中的经济也会因无法获得及时而有力的金融支持而呈“J型”下降。如果迅速引入竞争性金融安排将使国有金融机构面对一个均衡的高利率水平，也就意味着国家要支付更大的成本去动员储蓄来为国有经济提供金融支撑。所以在转轨时期，对金融制度必然是一种过渡安排。

　　随着体制外企业的不断成长，非国有企业产出的迅速增长被纳入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于是地方政府开始为体制外企业寻求金融支持，由于金融制度的过渡性安排。体制外金融机构很少，大部分仍是体制内的国有金融成分，显而易见。地方政府为体制外企业寻求金融支持的行为本身就意味着要与国家争夺金融资源的使用权。这其中又会产生新的寻租行为，影响金融监督的效率。

　　另外，也由于这种过渡性的金融制度安排使得体制外金融比例太低，从而不能对体制内金融形成有效的外部约束。出于政府主要将金融作为融资的工具而不是作为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安排，因而只注重金融量的粗放扩张，为金融监管造成一定的难度。而渐进式改革具有的边际效益递减与边际成本递增的特性也使金融控制成本不断攀升，造成金融监督成本的相继上扬。另外，由于市场惩戒机制的不完善，致使金融机构不考虑信用风险的单方面趋利行为不可避免地也对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提出了疑问。除此之外。政府为经济增长寻求金融支持所导致的监督宽容与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呈现负相关的状态。

　　以上这些都是金融监管低效的原因所在、究其本质、是由于我国处于经济转轨时期。必然会存在一些使金融监管效率冲抵的因素，如何找出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时期最有效的监管手段，如何在不丧失金融效率、不阻碍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的同时，使金融监管切实发挥其防范金融风险。防范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与“逆选择”的作用。换言之。如何在经济转轨时期寻求一种符合“合理性标准”的金融监管力度，才是需要考虑的重点。“合理性标准”是哈罗德·孔茨提出的一种决策标准。他认为在合理性的限度之内，要根据各并变化的性质和风险大小而尽其所能地作出最好的决策。金融监管的选择也是这样。要依据所处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采取不同的尺度与力度。当然，要满足“有界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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