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中将有较多的赢者和较少的输者，从而会卖出更多的赢者。在股票市场下跌时，他们会卖出更多的输者。为了“滤掉”股票市场涨跌的影响，我们应该查看投资者卖出赢者的频率和卖出输者的频率。

　　通过依据时间顺序扫描每个帐户的交易记录，我们构造了买入日期和价格已知的股票组合。由于我们得到的交易数据是“流水”数据，所以，这个组合仅仅包含投资者的部分股票。许多帐户包含了在1998年初之前买入的股票，这些股票的买入价格本知，被剔除出样本集。另外，投资者可能拥有其他帐户，这些帐户的数据没有包含在本研究中。最后，本研究的取样可能受到另一种质疑的地方是交易数据所涉及的投资者多集中在北京地区，可能对全国不具有代表性。尽管本研究的数据具有上述缺憾，但作者并不认为这些缺憾会使本文的主要结论出现偏差。

　　如果某日某个帐户卖出股票，我们将比较这个股票的卖出价格与其平均成本来确定这个股票是实现盈利还是实现亏损。该回该帐户其他没有卖出的股票要么处于票面盈利，要么处于票面亏损。我们通过比较这些股票的平均成本与该回它们的复权最高价和复权最低价来确定它们是否处于票面盈利。如果该回复权最高价和复权最低价均大于平均成本，则这个股票处于票面盈利；如果该回复权最高价和复权最低价均小于平均成本，则这个股票处于票面亏损；如果该日平均成本介于复权最高价和复权最低价之间，则这个股票既不是票面盈利，也不是票面亏损。

　　加总该日所有帐户的实现盈利数目、票面盈利数目、实现亏损数目、票面亏损数目。然后计算：

　　“盈利实现比例（PGR）”=实现盈利／（实现盈利+票面盈利）

　　“亏损实现比例（PLR）”=实现亏损／（实现亏损+票面亏损）

　　如果盈利实现比例大于亏损实现比例的话，那么说明投资者更加愿意卖出赢者。

　　四、统计结果

　　处置效应检验是关于投资者处置倾向和参考点设定的联合检验。上述我们采用平均成本作为参考点。参考点设定的其他选择包括：最近成本、首次买人成本、最高买人成本、最低买入成本、以及经利率调整的平均成本（因为投资股票的机会成本是损失利率）等等。我们采用“最近成本”或“首次买入成本”作为参考点的实证结果与采用“平均成本”作为参考点的实证结果类似。下面仅报告采用“平均成本”作为参考点的实证结果。对于上述提到的第一种样本数据缺憾：我怕的样本数据没有包括1998年初以前买入的股票，考虑到中国股市具有非常高的换手率（根据中国证监会网站统计数据，1998年为395％，1999年为388％， 2000年为477％），我们认为这种缺憾造成的影响至多维持半年。所以，报告期定为1998年7月1日到2000年12月25日。

　　表1显示了报告期内每日盈利实现比例（PGR）和亏损实现比例（PLR）的统计量。这些统计量显示，投资者的确倾向于卖出赢者。

　　如果投资者频繁地实现小额盈利，不太频繁地实现大额盈利的话，那么尽管他们按照交易次数来判断，更加倾向于实现盈利，但是按照交易金额来看也许未必如此。为此，我们计算了基于交易金额的PGR和PLR.发现基于交易金额的PGR同样显著大于基于交易金额的PLR.

　　在表1中，PGR/PLR的均值接近2.这表明投资者卖出赢者的概率是其卖出输者概率的两倍。在Odean（1998）的研究中，投资者卖出赢者的概率是其卖出输者概率的1.5倍。图2显示了报告期内月度PGR和月度PLR.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PGR大于PLR.图3显示了报告期内月度PGR与月度 PLR的比率。这一比率接近于2.odean（1997）的实证结果显示，从1月到12月，这一比率逐步下降，其原因在于投资者的年末避税行为（年末实现损失，抵减税收）。但是，本文实证结果没有发现同样的季节性变化趋势，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股市不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这从反面证实了Odean （1997）关于这一趋势的解释。

　　五、结论

　　行为金融理论的一大贡献是帮助我们理解传统金融理论无法解释的投资者行为。本文采用中国数据实证分析了前景理论在投资领域的应用之一：处置效应，发现中国投资者的确更加倾向于卖出赢者而不是输者。而且这种倾向比国外同类研究的发现更加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投资者更加“不理性”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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