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的出口不利，但是其购买力提高，能够购买更多的进口品。两相权衡，汇率变动的净效应仍然有待观察。同时，中国的部分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相当之高，而且与竞争对手的成本相差很远，中国是这些产品的价格制定者，汇率升值反而会提高出口收入，而不是降低出口收入。出口竞争力的长期动力并不是廉价政策，而是结构调整，提高非价格竞争力。遗憾的是，中国企业的市场优势没有转化为利润优势。

　　第二，90年代中期以后，FDI流入的动因发生了新的变化。更多的FDI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投资于中国的目的更倾向于瞄准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不像以往那些东南亚中小企业利用中国作为出口加工平台（UNCTAD，2002）。汇率升值虽然提高了FDI新建投资的投资成本，但是，也提高了美元计价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本地市场的销售收入。汇率升值可能会阻碍一部分利用中国劳动力、土地等各方面成本优势的FDI流入，但同时也可能鼓励一批试图进入中国市场的FDI流入。因此，汇率升值对FDI流入的影响还不确定。

　　第三，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2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的计算，在17个重要样本国内，中国的单位劳动工资最低，样本国工资分别是中国工资的2.5～47.8倍不等，即使考虑到单位劳动力的生产效率，17个样本国家当中也有10个国家高于中国的成本。因此，即使汇率升值，如果幅度不是非常大，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依然具有比较优势，失业压力也不会很大。退一步讲，即使出口部门的就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汇率低估是否应该作为解决就业的政策呢？汇率政策就其本身性质而言，应该是维持宏观稳定而非促进就业的政策工具。让汇率政策促进就业，实际上是通过对整个价格体系的扭曲来实现局部的政策目标，这将带来更大的资源错误配置。

　　第四，汇率调整过程当中，可能会引发投机资本对汇率的冲击，但是，解决投机资本的根本做法在于彻底消除汇率升值预期，这就需要将名义汇率水平调整到与实际均衡汇率相一致的运动趋势。这才是使市场对名义汇率保持信心的最有效手段。名义汇率调整过程中之所以会引发投机，主要原因是调整的策略失当，而非汇率调整本身。如果名义汇率调整并未到位，市场仍有汇率进一步升值的预期，投机资本将乘虚而入。因此，重要的是选择合适的汇率调整时机和策略，不应该因为害怕投机就拒绝汇率调整。拉丁美洲国家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在汇率失调的名义汇率水平上，才最容易引起投机资本的冲击。

　　第五，汇率升值对进口品价格的影响不足以对国内物价水平发生非常显著的影响。毕竟，中国的进口接近半数属于来料加工和来料装配贸易。这些进口品价格下降不会带动国内产品价格的普遍下降。同时，在中国的进口中，能源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所占的比重，以及技术含量较高的化学制品、机械和交通设备等制成品进口比重逐渐增加。近年来，大部分初级产品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美元单价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王仁言，2003）。1993—2000年，中国进口价格总指数上升了19%，其中制成品上升20%，初级产品上升16%.除了汇率变动直接影响进口品的价格，进而影响国内整体价格水平之外，麦金农和大野健一（1999）认为，汇率升值预期会导致通货紧缩压力。他们认为，升值预期使得企业担心竞争力下降，所以不愿意投资，消费者认为进口价格会进一步下降，所以延迟消费，于是内需不振，物价下跌。但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汇率保持稳定并不能消除升值预期。相反，只有当汇率进行了合理、及时的调整之后，才能减少投资预期中的不确定性，并更容易得到市场信任。因此，关于汇率升值预期与国内物价的关系不足以构成汇率升值的成本。

　　2.人民币升值的收益

　　人民币升值的收益是多方面的。第一，将汇率调整到与实际均衡汇率运动趋势保持一致的水平上，同时也意味着得到了与国内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最优的汇率价格。它消除了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相对价格扭曲，有利于各个产业的平衡发展，有利于长期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第二，汇率积极调整把汇率调整的主动权交到了货币管理当局手中，同时也留给货币当局一定的政策调整空间，有利于宏观经济稳定。第三，汇率积极升值提升了人民币购买力，有助于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平。同时，汇率升值导致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农民和城市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第四，汇率积极升值等于向市场宣布，中国货币当局是以国际收支平衡而不是以狭隘的贸易顺差为政策目标的。这种建立在国际收支平衡政策导向上的汇率调整会得到市场拥护，所建立的汇率水平有坚实的经济基本面支撑，这其实也是避免货币危机或金融危机最根本的策略。第五，汇率积极升值减少了贸易顺差，有助于减少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第六，汇率积极升值减少了财政出口补贴的压力，有利于将更多资金用于公共部门经济基本建设。

　　根据我们的分析，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人民币升值的收益非常明确，但是升值的成本需要进一步分析。总的来看，我们的判断是利大于弊。

　　四、人民币升值策略选择

　　面临国内外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货币当局主要有以下四种选择方案。以下，我们分别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

　　1.继续保持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并采取一系列相关措施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

　　这个方案的好处更多地体现在贸易和投资的结算层面，当然还可以借助钉住美元稳定国内物价水平（这也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选择固定汇率制度的初衷），但是目前中国没有这方面的需要。缺陷有以下几个方面：（1）当美元和世界其它主要货币汇率波动时，也带来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不利于贸易和投资，某些时候也可能为短期资本冲击埋下隐患。（2）忽视了实际均衡汇率的趋势性变动趋势。人民币实际均衡汇率面临长期性的升值趋势，而固定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则无法反映实际均衡汇率变动对名义汇率调整的需要。1994—2001年期间，人民币实际均衡汇率升值20%，同期美元的名义有效汇率也升值了20%，因此，钉住美元的人民币借助美元的升值缓解了人民币实际均衡汇率升值。但是这种情况只能说是中国经济的好运气，只有当美元在未来继续保持升值的情况下，继续单一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才能够持续下去。我们并不能指望未来美元一直会持续升值。一旦美元停止升值甚至是贬值，人民币固定钉住美元就不可能持续维持下去。（3）受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货币当局的外汇占款波动剧烈，而且趋势上保持上升。外汇占款的不断增加会缩减货币当局政策空间，国内的利率政策和其它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限制。如果处理不当，会出现汇率低估——外汇占款增加——通货膨胀，或者是汇率低估——投机资本流入——利率上升刚性——零利率陷阱，两者都会破坏国内的宏观经济稳定和长期经济增长。

　　近期，为了应对人民币升值压力，国内学术界提出了诸多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措施。比如，提高美元国内存款利率、减少居民持有外汇的限制、降低出口退税、放宽企业海外投资限制等。这些措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汇市场上的超额外汇供给，但是作用将有限，而且可能会带来后遗症。在市场普遍预期人民币升值的情况下，即使鼓励居民多持有外汇或者是企业海外投资，都未必奏效。为什么私人部门要冒人民币可能升值所带来的风险呢？对于降低出口退税、放宽企业对外投资限制等措施更值得商榷。这些措施不属于宏观经济政策措施，也不是对应宏观经济政策的政策工具。出口退税是要给国内出口商一个平等的国际竞争机会，对外投资限制更多属于产业和制度层面的考虑。当前人民币面临升值压力，但未来难保不会出现贬值压力，如果出现了贬值压力，这些措施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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