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主要是以贸易来带动经济的增长，从贸易和投资的角度看，东亚各国的贸易联系是非常密切的，而且商业周期的相关性是较强的，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增长模式的相同都可以说明这一点。或许正因为如此，亚洲各国在区域合作中，都害怕失去竞争优势，担心合作的成本很高，因而不能像欧盟那样形成制度化的货币合作机制。另一方面，由于亚洲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处于金融市场改革和开放之初，金融体系不够完善，对区域市场的合作信息反应不足，也导致各国在区域货币合作中进展缓慢。这样看来，亚洲区域货币合作需要一种力量来促成制度的形成，也或者说一种从众行为，即对区域内共同汇率变化的需求与共识（方壮志，2002）。这种力量可以是区域内自发形成的，通过各国货币汇率制度选择的相似性达到。如果是这样，达成共识的过程或许漫长。因为各国各自的汇率选择犹如噪声交易者，但按照Jeanne和Rose的观点，噪声交易者的存在虽然造成汇率的失调，而噪声交易者的进入又分担了汇率变动相关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货币政策来降低汇率变动。因而，这种力量也可以通过区域合作中的关键国家来促成，也就是区域内一种或几种强势货币来力导，即改变现有的汇率选择的依赖框架。目前来看，日元是不可能担负此重任，而其他货币如人民币还不是自由兑换货币，因此，短期中，只能依靠汇率共识的自发力量来推进。

　　3.选择的动态过程。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长期来看，一国汇率水平取决于其货币的购买力平价，各国购买力平价的差异又取决于各国经济增长和政策之间的协调。如果亚洲地区最终走向单一货币，需要一种从众行为，区域内各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和整合能促使各国的需求冲击更加相关，以增强各国货币政策的相关性。

　　长期中，不能完全依靠自发的力量。而那种推动力的作用也将是建立在高度信任程度之上，并使各国意识到合作的机制并不会带来损失，减轻各国害怕经济危机与失去利益的恐惧与压力。

　　从中期来看，影响汇率制度安排的是经济结构，包括利率的市场化程度、金融的开放程度、通货膨胀的协调能力、贸易集中的程度、国内货币供应量大小。此时，区域内各国的汇率制度选择将各不相同，是一个协调的阶段，即内生的自然的协调，正如噪声交易一样。

　　短期中，选择汇率制度的决定因素是资本流动、银行体系、政府声誉、公众心理预期等基本面，自由浮动汇率制，再辅之以稳定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是较为可行的。这种自由浮动不完全等同于理论意义上的完全自由浮动汇率制，类似于有管理的浮动，即那种被Wolf称为的基于规则干预或审慎干预的管理浮动之类，或者钉住强势货币的浮动，是可调整的钉住。正如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钉住美元，而实际中，2002年底相对于美元升值5.1％，人民币的汇率制度选择既不是钉住也不是完全的浮动，是有某种程度的管理浮动。美元在世界贸易特别是亚洲经济和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使得各国愿意钉住美元，尽管只有15％的国家正式宣布钉住美元，实际中官方宣布的名义汇率制与其实际实行的汇率制度是存在差异的。美元实际上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着某种领导力量，虽然它一直处于“特里芬”之谜的状态，但是美元的这种力量在目前来看，尚不能为其他货币所取代。如果美国一直推行强势美元政策，如果其巨额贸易逆差得以改善，东亚国家短期中的这种类似于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如将美元作为目标之一），有利于自发力量的产生，以及共同汇率制度的共识形成。而另一方面，如果美元继续贬值，放弃强势政策，东亚的货币合作将面临挑战，因为东亚是美元最大的储备地。这时在区域内，对新的货币的认同愿望将增加，需要各国调整钉住美元的汇率制，迫使各国（包括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兑换进度加快，合作的意愿也将加强。

　　三、结论

　　总之，汇率制度的选择取决于各国的具体情况而相机抉择，不仅是最佳货币区因素、政治经济和心理因素，还取决于决策者和公众偏好的改变。那种特定的汇率制度只适合于特定时期特定国家的需要，在长期中都将不断地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动态协调的过程，最终可能是以区域化的形式出现，尽管实现的方式各不相同，包括东亚货币合作的独特性，但这正是制度形成的过程。因此，汇率制度的选择包含着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其他货币的崛起，东亚货币的合作过程正是东亚地区新的经济与政治秩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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