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了原有的资金平衡，造成通货膨胀压力，为抑制通货膨胀，东南亚国家必须提高利率，然而高利率又进一步使国际投机资本趋之若鹜，使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结出膨胀性的果实。投机资本的大举进驻一度使这些国家喜形于色，但由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投机资本便一窝蜂地进入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投机泡沫开始膨胀。大量投机资本的流入必然造成配套本币的匮乏，诱使本币升值，继而导致经常帐户的逆差，为未来的贬值打下了埋伏。当投机者们看到时机成熟，便“不经意”地捅破泡沫，带领投机资本如潮水般地涌出，造成在短期内无法弥补的资金真空，导致货币的过度贬值。这样，东南亚国家“破产”了，国际投机资本却满载而归。

　　作为金融霸权国的美国同时也是目前世界上头号债务大国，但从来没有看到美国为此而担忧，更不会发生类似于 80 年代初期拉美式的债务危机。相反，美国从中受益匪浅，这一方面得益于美元的特权地位，另一方面得益于由此带来的国际（投机）资本流动。实施金融大改革后，美国利用美元的独特地位，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运用十分成功，低成本甚至无成本的资本输入和高回报的资本输出使得美国获取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的大部分利益。

　　所以，只要美国需要资金，可以随时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从容不迫地达到目的；所以，美国强烈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其金融市场，实现包括资本项目可兑换在内的金融自由化，以使其资金自由进出这些国家；所以，当发展中国家出现所谓的“某某奇迹”时，美国便输出资本，流入后者的股市、汇市等短期资本市场。这些资金的流入在别国吹起一个个经济泡沫，制造出虚假繁荣，一旦时机成熟，美国便通过各种手段将资本回收，当然携带着丰厚的利润。在过去的一年里，以各种形式流入美国的国际资本约有 7000 亿美元，其中由东亚地区转向美国的外资就超过 3000 亿美元。这些资本简单的一进一出，给美国带来的是经济增长，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却是苦不堪言的危机。

　　3 、攻击性的金融投机。目前，美国有 1 万多只共同基金拥有近 4 万亿美元资产， 3000 只对冲基金拥有 4000 亿美元资产。其中对冲基金无疑是在世界各地金融市场兴风作浪的急先锋，尤其是索罗斯及其量子基金，共同基金也一改以前的稳健作风加入投机的行列。 1997 年 9 月，美国股票总市值为 12 万亿美元，每日平均交易额为 450  亿美元，即使这些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动用几十、上百亿美元在美国股市折腾也不一定有什么作为，但到了泰国、马来西亚甚至香港、新加坡的股市，无疑于大象跳进游泳池，无论做多还是作空，都足以掀起惊涛骇浪。

　　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去年的香港金融保卫战都是美国的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在作祟。它们调度巨额投机资本，配合舆论声势，运用衍生金融工具和立体投机策略，先攻陷外汇市场，然后利用各个金融市场间的内在连动性获取惊人的投机利润。香港之所以没有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并非单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采取了出其不意的干预措施，主要是俄罗斯金融危机使得这些国际炒家无暇自顾。在现行的国际金融市场“游戏规则”下，国际炒家的风险与收益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只要操作得当，几乎总处于无往不利的只赢不输地位。

　　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略有油水的新兴市场国家都已经被美国的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悉数闹了个遍，这些国家也无一例外地陷入严重的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有报道证实，眼下的巴西金融动荡中，对冲基金也脱不了干系。攻击性的金融投机是金融霸权对发展中国家侵略和剥削的最外在的方式。

　　4 、美欧银行资本大肆低价收购发展中国家金融机构。作为东亚金融危机也可以说是南方金融危机的后果之一，就是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企业倒闭、破产成为普遍现象。当金融霸权国炮制出金融危机后再杀一个“回马枪”，以“地价”收购东亚企业特别是金融机构，而这时后者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有任人宰割。东亚挥泪大甩卖的过程就是金融霸权的实现过程，也是发展中国家被剥削的过程。金融霸权的必要条件：金融自由化由以上可以看出，金融霸权国要达到金融侵略和剥削的目的至少需要具备三个条件，即开放的金融市场、巨额的国际投机资本和操纵别国金融市场的工具（包括衍生金融工具和投机技巧）。其中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是实现金融霸权的必要条件，这也是霸权国所极力推崇和推行的。霸权国打开别国金融市场的手段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其霸权地位强迫发展中国家开放其金融市场，二是利用国际金融组织变相推行金融自由化。国际资本流动要求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而后者不仅加速了国际资本的流动，也导致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无序化。

　　所谓“无序”一方面指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速度和规模超出了经济运行和调整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指国际投机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肆意掠夺。半个世纪来，在所谓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极力推动下，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一直是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目标之一，也是西方发达国家所津津乐道的。在 1944 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时所定的章程中没有“资本帐户自由化”的条款。不仅没有，而且基金协定还赋予各国“资本控制” （capital control） 的权力。

　　60 年代国际经济学中著名的弗莱明－孟代尔（ Fleming-Mundell  ）定理也部分地表达了这一思想。该定理说明，在“资本流动”，“货币政策自主性”和“固定汇率”三个条件中，最多只有两项能够同时满足。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撒且尔和里根上台为标志，自由主义经济学取代干预主义经济学占据了主流经济学的地位。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成了世界性的潮流，在这一潮流的有力推动下，国际资本流动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展，一个资本自由流动的国际金融体系似乎已经初见雏形。凭心而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即使现在被国际投机资本搅得焦头烂额的东南亚国家当年创造的奇迹也沾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光。

　　但这并不等于说国际资本流动真的就无可挑剔，在价格充分浮动、资本充分流动的条件下，风险也随着资本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全球范围内的流动而在各国游荡，随着国际资本的膨胀而膨胀。而其中的风险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巨大，这是因为流入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投机资本对于发达国家的利率变化极为敏感，国际投机资本又完全不受发展中国家所控制。然而，就目前看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似乎还没有意识到限制国际投机资本过度投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还在极力推动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进程，并一度认为新兴市场国家发生危机并非投机资本的过度流动而是流动不够。 1997 年在香港召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年会上， IMF 提出了修改 IMF  章程的设想，其目的是要将“资本帐户自由化”列入 IMF 章程。在东南亚国家被国际投机资本的恶意流动和投机搞得心烦意乱的时候， IMF 讨论修改章程，推进资本帐户自由化进程无疑招致各界的议论。以发达国家的官员为代表的支持派大唱赞歌，因为这符合它们的利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和金融危机受灾国要求加强对对冲基金和国际投机资本加强监管的建议漠然视之，甚至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金融自由化。

　　1997 年 12 月 13 日，世界贸易组织 102 个成员国签订了“金融服务贸易协定”，在以下方面达成协议：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服务公司并按竞争原则运行；外国公司享有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国内市场的权利；取消边界服务的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投资项目中比例超过 50 ％。不难看出，该协议生效后最直接、最大的赢家将是西方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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