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了一个较大的转变过程：以信贷总量、现金总量计划为代表的规模管理—货币供应量—汇率、货币供应量。但近年中国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遇到了很大的问题与困难──货币流通速度的稳定性、基础货币控制的僵化与变化无常、货币乘数变化问题等，使得中国货币存量的增长率也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况。再者，我国的货币供给主要取决于央行和商行的行为，作为资金最终使用者的微观主体的行为一般较少受到考虑，这种反常的信用关系使货币供给量并不一定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许多西方国家，其货币政策操作程序所走过的历程，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都是极为相似的。20世纪70年代中期，多数国家开始公开地制定货币目标。不过长期以来，置于这些目标之上的重视程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来看，80年代发生的金融创新和1985年以后金融市场上并非偶然出现的管制放松一起，降低了对货币目标的信任度。这与普尔模型的推论是一致的，普尔曾指出，金融市场上不稳定性程度的提高，使货币需求更加难以预测，这对任何一种货币总量机制的操作程序来说，都会导致其优势的降低。最近10年，在除了德国以外的所有这些国家里，都已经看到了朝向利率操作程序的转移。从理论上说，哪个更适宜于作为中介目标取决于一国经济波动的特定结构。当前我国处于通货紧缩的特殊时期，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放弃货币供应量而采纳“核心通货膨胀率”为中介目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①向公众宣布通货膨胀目标的下限与上限；②以法律的方式巩固央行的独立性，将价格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基本长期目标；③央行要把握货币政策工具对产出和价格影响的时滞，建立一个预期通货膨胀水平模型；④定期宣布货币当局的政策计划和目标，增强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强化央行的责任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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