蕴涵于湖湘文化传统中的民族情结率先对外来事物产生强烈的的抵制和排斥心理。当时一位外国传教士曾经惊呼：“湖南之对于中国，正如拉萨对于西藏一样，多年以来，它是大陆腹地中一座紧闭的城堡……产生了对基督教的最激烈的攻击”。事实上，直至1886年，没有一个传教士进入长沙。当然，这种拒斥既是出于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愤慨，也是出于对与儒家文化水火不相融的基督文化的排斥。清人黄庆澄在《东游日记》中说：“中国之民之气，如湖南一带坚如铁桶，遇事阻挠，虽可嫌，实可嘉”。其“可嘉”在于民族情绪如与爱国主义相结合，其在中国历史上的抗金、抗元、抗清和近代以来的反帝反封斗争中，都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其“可嫌”在于十八九世纪以来，随着海上贸易的发达和国际市场的形成，世界发生了由分散到融合的历史性变化。在这一时代，湖南传统的浓郁的民族情怀不能妥善地引导人们处理好国家民族所面临的“师夷”和“制夷”的问题，不能通过打开国门和变革创新，学习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和科学技术，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最后，湖南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和长期的“农业文明”也助长了湖湘文化的相对保守。湖南三面环山，其地形是一个向北张开的马蹄形盆地，又被称为“四塞之国”而长期“与世隔绝”。崇山峻岭的阻隔，使得湖南与东南沿海相比，接受海洋蓝色文明不甚便利。沿长江浸袭而来的西方文化溯江而上，灌人洞庭湖的已经很少。地理环境使湖湘文化保存了较多的传统文化中“守先正”的古朴气质。同时，湖南自宋代以来是著名的“鱼米之乡”，几百年来，“农耕文化”、“乡村文明”、“粮食为天”深刻影响着湖湘人的思想，他们以丰衣足食为最大满足，创业冲动微弱，缺乏开拓精神。这就使得湖南人往往是守成有余而进取不足。特别是近几十年，在其他省市、尤其是沿海省市与近现代与世界接轨的力度越来越大之际，作为内陆省份的湖南却显得邯郸学步，步履蹒跚。两型社会的构建要求将经济运行与资源运行、生态环境运行、社会运行相结合，推进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相对于当前而言，是一种要求加快转型和变革的经济发展路径和模式。由此可见，开放性、变革性、创新性是“两型”人文素养的基本内涵，传统湖湘文化的“守正”、“御外”的精神与之有一定交错。

2．传统湖湘文化注重军政传统，强调躬行实践却多限于军政伦理领域，这与“两型”人文素养中要求依重科技发展经济、讲求节约的理念不相融合。

首先，传统湖湘文化强调从政从军，于科技和生产不利。湖湘学人讲春秋大义，强调从政从军，最终限制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近代以来，湖湘学院涌现出了大量人才，以至有“惟楚有材”之称和“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之语。但是这些“楚材”主要是政治家、军事家、社会学家，他们活动的舞台主要搭建在政界、军界和文化界，鲜少有自然科学家、实业家和金融家。以致开洋务运动先河的曾国藩和左宗棠等，他们大力兴办近代民族工业，主要都是军工企业，且始终未在湖南开设一厂一矿[3]。郭嵩焘、曾纪泽曾出任驻英法大使或与沙俄谈判，亦被故乡人视为“有辱先祖”的民族败类，受到种种攻讦。以致郭嵩焘离任回到故乡长沙时，码头上冷冷清清，地方官员“傲不为礼”，拒不接待。建功立业，显亲扬名，封妻荫子，流芳百世，是传统士人对军政功利的主动选择，湖湘文化适应了传统社会的提倡。到了近代和当代，知识精英与政治结盟，如果发展到极致，只能强化官本位意识，最终使社会资源不能按市场法则进行配置，人们的聪明、才智、精力过分地集中于政治领域而耗损殆尽，既不节约和讲求效率，更是湖南今天的两型社会建设中，经济和科技相对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传统湖湘文化重义轻利，追求功名，于商业发展有碍。中国近代，东南沿海是西方资本主义最早入侵的地方，他们在资本主义商业资本的渗入下，重实轻虚，讲求“实际”和“实用”。而湖南士人受传统文化“义利”观的影响，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责任，他们重义轻利，讲求气节，追求功名，耻于言利，羞于从商，将功名、军功看得比一切都重。现代社会以来，湖湘文化作为湖南一种瑕瑜互见的传统文化，其惰性已日见突出而优势渐为消退。在经济全球化与和平发展成为主题的当今世界，从传统湖湘文化中营造出能调适“传统”与“现实”、讲“义”与讲“利”、从政从军”与“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之间矛盾的先进文化；抛却“君子不言利”的古训，倡导“以儒术饰商贾”、以诚信互利贯穿工商活动中的人际关系，着力淡化“官本位”等等，这是我们今天审视、梳理和反思传统湖湘文化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更是我们树立“两型”人文素养中要求依重科技发展经济、讲求节约的理念的必要条件。

三、现代市场经济熏陶下的当代湖南人文质地与“两型”人文素养有较大交错和差距

首先，与当代上海人的“契约思想”、江浙人的“平和意识”、广东人的“创业意识”相比，笔者认为，当代湖南的人文特质在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表现出许多天然缺陷。一是湖南人普遍“负气好胜”，不太谦虚，与“和气和财”的商道精神不符。湖南人往往不能“虚衷受益”，不够平和，不够宽容，不太能听得进不同的声音；湖南人能辩善谈，却往往陷入喜欢争论和为争论而争论的旋涡；湖南人充满自信爱标榜夸张自己，却往往步入讲面子论排场怪圈。二是当代湖南人的规则意识对较差差，“霸蛮”也可能成为“横蛮”。湖南人讲义气，但它偏重于一种江湖义气，而不是契约意识，不是规则意识。引申开来，就是湖南人缺少一种商业意识，不太能够协同做事，最多是小团伙还很合作，结不成一个大社会，这对大搞市场经济有不利。三是要警惕湖南“官本位”与“钱本位”意识的恶性结合。湖南的两型社会建设，有一个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从“钱本位”向“人本位”转变的过程。湖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思想仍然较多，市场经济下“钱本位”的思想在湖南也大有市场，两者结合的极致就是“权贵至上”的“拜金主义”，如果这样，对两型社会建设无疑是一大毒害。四是当代湖南人有许多开放大气的优点，但同时有小农意识和极左思想的并存。湖南的小农意识极其顽固，极大地抑制了湖南的开放胸怀。同时，湖南极左思想，对湖南20世纪后期的影响很大，这种极端而又保守的思想扼杀了湖南人的活力。总之，看到湖南人这些弱点，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其优点，使湖南人的人文和人格更健全些，多一些扬弃，使之能更好地适应丽型社会建设的根本需要。

除以上所列举的不足之外，与成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人文基本素质相对应，湖南人也具有中国人在“两型”人文素养的培育中的一些共有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法律意识相对缺乏，把法律看得很轻，把势力、权力和关系看得很重。甚至把违法行为不看做危险和耻辱，反而看做是有能力有办法。二是文化素质相对不高。中国和湖南很多方面还仍然受制于低素质人口这样一个国情，中国还尚有8 000多万的文盲，还有半文盲、电脑盲、科技盲和功能性文盲等等，低素质人口过多，比重过大。三是公德意识不强，攀比性、浪费性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十分普遍。如湖南人无论有钱没钱，注重排场，吃得非常讲究的，每顿饭至少要五六个菜，这与“两型”的消费方式相悖。四是缺乏诚信。“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老实是无能的代名词”，还有些人甚至大力提倡“狼文化”，教人如何凶狠，如何使计谋算计别人。五是道德意识滑坡。当前，中国社会各领域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人们的道德状况下滑趋势明显，出现了道德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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