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形式，当然这里有和政府的政策主张妥协甚至是迎合的一面，包括利用政府资源的一面。但乡镇企业包括集体乡镇企业从主流讲不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是市场资源的产物。在这里，特别是在经济领域，陈倾向于把乡镇村的干部更多的定位于"民"而非"官"，其强有力的理由之一是，这些人来自于当地住民，他们和当地住民的信息沟通程度要远大于他们和中央政府的，他们的经济利益主要依赖于他们所在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当地住民福利的增加，而非国家的工资。陈指出，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乡镇企业的自组织学习过程会导致其在寻找更加合适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方面获得成功，人们用不着过分敏感于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起伏。

[7]樊纲博士对笔者的看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地方干部虽然控制乡镇集体企业，但是这种乡镇集体企业与国有企业不同。后者属于无人真正负责，前者有人负责，即有地方干部负责，而且受到监督的程度比较大。他认为乡镇集体企业的社区职能至少在过渡时期非常重要。本文认为乡镇集体企业的社会政策职能必须在今后政企分开后移交出去，因此就有关社会政策职能和社区职能的长远安排来看，两个观点并不矛盾。

[8]如果仔细推敲，张维迎教授在《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一文中的“民营化”提法非常不妥，在他的模型中，一位经理通过承包合同管理地方国企实际上就是“民营化”，而他只把地方国企的最终产权（包括支配权和转让权）的出让叫做“民营化”。

[9]在我国，如果打破条条块块的行政经济格局并建立健全的产权市场，与行政经济有关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可以通过企业的破产保护和企业之间的购并行为得到大幅度消减。

[10]包括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江苏上海“东南城地方会”、江苏上海地方自治研究会、江苏常熟昭文地方自治会、苏州“苏省地方自治研究会”、吴县自治会、浙江嘉兴公益会、鄞县“鄞邑自治会”、奉化自治会、镇海自治会、嘉兴公益社、杭州自治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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