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发展的综合经济发展新格局。这种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形成，不仅有利于更好地策应上海外贸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上海内外贸易的发展和城市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和动力。而且也带动了浙北地区自身内部经济交流开展，进一步密切了浙北地区自身的经济联系，提升了浙北区域经济的一体化水平。

    三、积极改进传统手工业，提高产品的技术水准，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近代上海开埠，不仅影响了本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促使其进一步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同时也极大地影响了农村的传统手工业生产。在上海外易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和影响下，浙北面向国内市场，以丝、棉织造为主的农村传统手工业的生产和经营模式面临了新的挑战与发展机遇，呈现出了新的发展趋向，即以出口为导向，逐渐转向国际市场。为此浙北地区自觉改进传统手工业，更新技术，努力提升产品的竞争能力，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自大量生丝经由上海港源源外销，浙北地区的蚕丝加工业，无论规模还是技术，都有了显著发展。蚕户将蚕茧抽丝后，为改善生丝的质地，进行再加工，即把已缫过之丝再摇制。南浔等地的丝商为迎合国外丝织业的技术要求，将买进的土丝按等级分发给农户或小作坊再缫制成经丝，因专供出口，人称洋经丝。在欧洲市场如法国里昂，未经再加工的丝每公斤售价47法郎，而再缫丝则值6 3法郎。浙北蚕丝产区手工缫丝业因此业务繁忙，南浔一带尤负盛名，法国、美国各洋行都来购求，需求的扩大促使技术进一步完善提高，又增加生产了方经、大经、花车经等新品种，加工技术水平不断显著提高。“迩来洋商购经居其半，浔地丝兼经行者为多。经之名有大经、有绞经、有花车经等名，凡做经之丝，必条纹光洁，价亦胜常，故乡人缫丝之法日渐讲究。”据实地考察的外商记载，南浔主要生产的是上等生丝，是附近所产再缫丝的交易市场。技术水平的提高，还可从从事生产的工人工资提高得到证实，从事专业化生产的技术工人一般工资较高，“每两工资十文 ,熟手每日可缫三两至五两 ,每日可获工资五十文。”13手工缫丝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最有力的体现是在该地形成了知名生丝品牌“辑里丝”。该品牌的影响力与价值可从一则材料加以说明，“嗣后因南浔、震泽辑里大经盛行，洋庄丝(指未再缫制丝—引者)无形淘汰。向之代洋庄收丝之客行，亦纷纷改为乡丝行，收买白丝售与浔、震之经丝行，摇为辑里大经。嗣后又有做成格子称为花经，专销美国者。斯时南浔附近各乡居民及震泽、黎里一带，约有车户二三千户，每家平均约有车四部，每部小车每日出经十两。每百两为一经，每十五经成为一包。”。所谓“当辑里大经蜚声欧美之时，大约以一百零六七两之白丝摇为纯经百两，故其时货品均高，外洋甚有信仰，每年出口达一千余万元之谱。”14巨大的技术附加值，推动了当地手工缫丝业的激烈竞争，从而促进了生丝生产技术的全面进步。即使在19世纪80年代上海机器缫丝业发展起来后，南浔等地的传统手工缫丝业仍然有着较好的发展业绩。

    手工缫丝业技术的发展，产品的新开发，还带动其它相关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如生丝再加工时，约有10%—15%的乱丝产生，进而带动了手工捻制丝线业的发展。湖州等地还有人利用这种乱丝织成外表似棉花的绸料，取名棉绸，1880年前后年产约3000匹，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明清以来，棉纺织业一直是浙北农民传统的家庭手工业。棉织业主要以嘉兴地区较为发达，如嘉兴的风泾、魏塘、新塍、王店等地，不仅历史上就较有名声，且在近代以后还得到了较好的发展。如王店的纱布远销各地“行于苏松衢诸郡，远及关东，商贾辐辏，收买无虚日。”15嘉兴各地所产的棉布主要有棉布、黄草布、苎布、麻布、兼丝布、纱布、白布、水纱、灰料、线布、紫花布、余冬布、白草布等等，但总体情况不如丝绸行业。湖州地区种植棉花不多，如南浔主要是从外地购入棉花原料，获取加工利润。所谓“四乡之人，自农桑外妇女毁尚焉，推车蹋弓纺线织机，率家有之。村民入市买棉归诸妇，妇女日业于此。”16其制成品主要有大布、小布、棋花布、锦布等。
 四、形成服务上海外贸经济和城市经济发展、联接两地社会经济的商人群体

    上海开埠后，为了更好地促进本地各色资源和产品的出口，更好地服务于上海口岸经济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浙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本地形成了服务于上海发展需要、联接两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商人群体。由于受上海开埠的影响，浙北地区商人队伍的传统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明、前清时期，浙北地区的商人以坐商为主，行商较少（活跃在本地区的行商主要是外地商人，如徽商、广商、闽商等），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大，更谈不上全国的影响力。但上海开埠后，这种情况得到了有效的改观。

    由于在上海的出口商业中，“丝业最为大宗”，而“中国出口生丝几乎全部产于浙江省北面的三个府，即杭州府、湖州府、嘉兴府”。因此大批浙北地区商人尤其是湖州丝商，积极利用毗邻上海、水陆交通便捷、熟悉生丝贸易及依托原料产地诸多优势和有利条件，积极拓展生丝出口业。如顾福昌在上海开埠不久就“薄游沪上” ,开设寿泰丝栈和丰盛丝行，“首先经理夷务”，是最早在上海经营生丝外销的华商之一。陈熙元于５０年代初至上海，不久成为著名的“丝通事”，并自设裕昌丝栈，事业不断发展，被誉为“中西丝商依之如长城”。刘镛也是刚“甫冠”即与同邑邢赓星合资设正茂及恒顺丝经行，“不数年而业大起”，后独自设立刘贯记丝栈，至同治初年“已埴财数十万，号巨富”。上海开埠后经营生丝外销的丝栈、丝号基本上由湖州帮所创设。在１８７６年上海的７５家丝栈、丝号中，湖州帮开设的就达６２家之多。１８８２年湖州丝商黄佐卿创办了上海第一家缫丝厂公永和丝厂。不久，湖州商人杨信之创办了延昌恒丝厂。湖州商人沈联芳除拥有浙江上海恒丰丝号外，又先后创办并经理上了海振纶洽记缫丝厂、恒丰缫丝厂等，成为丝业界的头面人物之一。湖州丝商莫觞清２０世纪初经理着上海久成、又成、恒丰３家丝厂。在上海形成的强大的湖州丝商集团，陶水木教授称之为“湖州商帮”，也叫“浔商”。这一时期，浙北地区的商人在上海除了主要经营丝业外，也积极向面粉、针织、烛皂、榨油、食品、制药等新兴工业发展，拓展了上海近代工业领域。１９１１年嘉兴人陆费伯鸿等创设了上海第一家独立的制药厂即中华制药厂。在新兴的面粉工业中，１９０２年湖州丝商顾敬斋与人创设华兴面粉厂，１９０６年朱葆三创办中兴面粉厂，湖州籍著名买办王一亭在１９０７、１９０９、１９１２年与人创办了立大、申大、大有３家面粉厂。发展到后期，浙北商人还向房地产和金融业拓展。

    大量的事实充分说明，上海开埠后，大量浙北地区的商人，主要是湖州籍商人，积极依托本地的资源优势，利用上海作为联接对外经济、拓展对外贸易的窗口和桥头堡的功能和特点，积极参与上海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推动了上海社会经济的发展，并在此过程中大大加强了上海与浙北地区社会经济的联系，架起了两地社会经济联动发展的桥梁，在活跃两地经济、发展两地经济乃至社会文化关系方面发挥了特殊的积极作用，在联接农村经济发展与都市经济发展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湖州市镇毗邻上海，而一些迁居于上海的湖州‘买办’、‘通事’大丝商对于发家的祖籍之地，仍保持着密切关系，还在家乡市镇修建了别墅。……于是湖州这些市镇自然地列入了上海市的卫星市镇范围内。湖州交通畅达，水陆交通直达苏沪杭。在经济文化上与上海等地联系繁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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