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音乐教育，目的就是把音乐所叙述的故事内化到护卫者，成为护卫者的一种本能，使之行动本能化，符合勇敢的激情，同时克制激情的过度，不僭越其职份，实现个人德行，而这种德行同时也是共同体的道德需要。所以，传统教育实现了共同体的灵魂和个人灵魂的同构，是追求最佳政治制度的“大事。”因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由正义衍生的礼法，可凭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正义恰好是树立社会秩序的基础。”[39]这种秩序，只有具有为正义而甘愿牺牲但又坚守职分的护卫者才能做到，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共同体中像护卫者那样的公民，才能自觉实现康德那种先天的不依赖于经验的“道德律”。

在古希腊的道德教育中，人必须克服心中的私欲，成为卡尔·波普尔的“齿轮精神”。古希腊美德的核心是参与城邦、服务城邦、献身城邦的公共美德，“要求把城邦当成'大学校'培养新型公民。”[40]在关心他人、城邦中，获得个人的最高的善，教育的结果是城邦的公共利益绝对地在先于个人利益。

与古希腊的道德教育一样，中国传统的教育也是道德教育。《大学》开篇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41]显然，中国传统教育是道德教育（至善），至善主要是官员的事（明德、亲民）。在中国古代，有道德的官员被称为君子是显例。清儒陈立在《疏注》中注曰：“君子，在位者之通称。”[42]东汉的《白虎通义》也指出：“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43]君子“既指有官位的人又成为一种道德的理想。”[44]君子就是道德的实践者—有德行的官员。这与孔子的“为政以德”相一致，蔡元培认为“孔子之言政治，亦以道德为根本。”[45]因而，传统中国的“教育是伦理的，亦是政治的，教育的理想和目的在于培养良好公民，以孕育他成为一个完人的德性。”[46]显见，中国传统教育是为政治共同体服务的道德教育。

作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先贤，孔子整日孜孜致力于品行的切磋、道德的培养，为君子、为仁者、为圣贤是他的教育目的。对于德行不好的人，则严厉加以斥责，“季氏富比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47]从教育内容看，也显见是道德教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对此，“正义曰：文谓先王之遗文。行谓德行，在心为德，施之为行。中心无隐谓之忠。人言不欺谓之信。”[48]文、行、忠、信显然是成为君子的道德之道。因此，朱维铮教授谓之“特点是寓德育于智育之中，使学生通过学习知识，从谈话到行为，从意识到作风，都逐步养成君子的风格。”同时通过“礼”教，“将教育活动当作参与政治的一种途径。”[49]

要之，中国教育一直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教育的最直接目的是培养君子。君子是从政者，再附之以三纲五常等礼制和德行，使君子成为先贤或者圣人，这是一种从个人道德教育开始，通过政治共同体的道德同化和提升，实现与政治共同体共通的过程。这与古希腊的道德教育，使人成为好公民并在其中追求个人和共同体最高的善目的，具有异曲同工之效。

四、道德教育：共同体的政治理解

在道德教育被淡漠的今天，我们重新提出道德教育的诉求，其原因在于道德教育对人类社会，尤其对人类共同体的政治生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合法性。今天，许多学者提出了合法性问题，其主要在于没有一种力量能够为共同体提供权威支撑。在主体崇拜的时代，任何与主体没有共通的权力体系已经失去了效力，本来“道德不只是一个习惯体系，而是一个命令体系。”[50]这个命令体系不是通过强力实现的，而是一种本能的追求，因为它是自己对自己的服从。然而，公共道德的日渐缺失，不由使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人人共有的目标和公认的美德不存在了，社会契约还可能存在吗？”[51]因为社会契约存在问题，共同体权威合法性也就存在问题。而在“古代学校之于政事，乃密切相关。《白虎通》所谓'行礼乐，宣教化'，此乃政治上之莫大任务。”[52]教育，本质上是道德教育，目的是为共同体的权威提供合法性。

其次，整合力量。也许，我们已经无法理解，当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激战时，两位古希腊的巨人却能够抛弃战争而谈论理想问题。因为他们坚信，尽管希腊就要陷落了但传统的希腊道德不会丢失。只要道德存在，人与人就有共通之处，共同体就有存在的基础。“道德的功能是把个人或几个社会群体连接起来，而且道德是以这种依恋关系为前提的。”[53]然而，后来的战争却把这种共通性也一起毁灭了。由此，克服异己、解决冲突的基础消失了，整合的力量也没有了。所以，战争成为常态，和平反而是变态。人们曾经以为商业一体化能够解决这个问题。[54]然而，商业精神不仅不能解决共同体的整合问题，反而加剧了这种分离现象，只有道德才能扮演这种整合的力量。因为“正是通过（道德）教育，才产生出那些在一定的时候必须出来维持国家的人。”[55]

其三，秩序。涂尔干认为，“在权威观念扮演着绝对优先角色的地方，道德才能构成规范的范畴。”[56]现在的权威受到挑战已经是事实，究其根源来自道德的缺失，而这导致了规范失范、秩序失序。因为，“在社会秩序中，所有的地位都是有标记的，每个人就应该为取得他的地位而受到教育。”[57]道德教育是迈向正确政治秩序最必要的一步，并把这种教育和立法作为统治者两项最主要的责任。[58]所以，道德是确立权威观念、构成自范、产生并维护秩序的基础。

其四，政治共同体。康德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使每个人的所有能力得到完善的发展。使每个人认识和热爱共同体、参与共同体、追求共同体的卓越性。但是，今天的社会代替了政治，人是自主的，但没有偶然性，没有创造和激情，只是社会的一部机器，没有追求卓越的动力。“公共领域都分裂成许多对立的利益团体（或文化身份），每一个团体都有自己独特的观念、情感和话语，及其经常对受害者的认同诉求—所有这些都在远离一般政治领域，有时甚至是与其对立的情况下形成的。”[59]于是出现了“认同的困惑”问题。康德认为，个人作为道德人格，从某种角度来说都是靠共同体形成的。“道德目标也就是那些以社会为对象的目标。而合乎道德地行动，也就是根据集中利益而行动。”[60]所以，只有恢复公共道德，才能使人具有共通性，人才能在共同体中过政治的生活。

四、结语

教育的目的是个人德行的卓越，“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先修其身。”[61]这是个人的道德教育。而教育不仅仅如此，它还有更高的道德使命，即使人成为品行端正的守法公民，固有传统规矩和秩序，不使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败坏。所以，钱穆认为，“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的每一分子，都能来认识自己的传统。”[62]

然而，我们的教育已经没有的道德的目的，个人已经没有了追求卓越的动力，共同体的道德也渐渐缺失，那么是不是如涂尔干所认为的那样，“既然我们所说的古老的个人目标已经不够了，那些绝望的人把自己托付给社会的信仰，放弃对他们父辈来说已经足够的个人崇拜，那么他们就会尝试通过一种新的形式让城邦国家的膜拜复兴起来”[63]？

注释:

[1] 特伦斯·K.霍普金斯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转型时代世界体系的发展轨迹：1945-2025》，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44页

[2] （美）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4页

[3] （英）伯特兰·罗素：《社会改造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5-96页

[4] （美）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3-4页

[5] （美）艾伦·布鲁姆：《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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