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享受现代化生活的时候并没有分出一半“羹”给西部人以体现“大家庭”的平等。如果在发展很不平衡的行政区域之间要求“收益共享”是荒谬的、不实际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效益链（起点与终点）、一个大局，没有补偿条件、不合理的分工、要求西部支付逆向边际效益，也是荒谬的。可是，谁为西部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与东部坐下来好好地谈判过呢？

解剖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的“西气东输工程”的整个投资情况和整体效益，特别能说明“逆向边际效益”是怎么回事。“西气东输工程”能够给新疆带来200多亿元的气田开发建设投资，增加四分之一的工业增加值，使地方的财政收入能够增加10％左右，这对新疆来说，无疑是平地里挖出个“金娃娃”，值得欢天喜地。不过，这仅仅是整个工程的一部分。当我们看它的延伸工程，这时的“欢天喜地”就含有难言的苦涩了。首先，这项工程静态投资1400多亿元。这项工程包括上游气田开发、输气管道建设和下游天然气利用三个部分，投资比例是2：4：6。输气管道建设投资400多亿元，下游天然气利用投资600多亿元。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上鸟瞰“西气东输”全局，一个西部，获得投资200多亿元，一个东部，将获得投资600多亿元，谁得到的资金更多？答案一清二白。还不说其中这200多亿元的气田开发建设定单“飞”到哪里？400多亿的输气管道建设工程定单，西部能拿到多少？钢管是面向国际招标。东部有更强大的实力与西部企业竞标。至于“谁受益最多”，600多亿的天然气利用建设资金全部安排在东部，能够把东部地区的经济结构调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还仅仅是显性受益，还有难以用资金来计算的隐性受益。比如，上海每年大概消耗4200万吨煤，环保部门对上海和华东地区的酸雨发生率统计是，上海在11％左右，江苏大概是12％，杭州地区最高的时候曾经到过50％。改用天然气后，将在较大程度上改善华东地区的大气环境。从“西气东输”整个工程的成本（主要是资源与资金）、效益上看，与其把它视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不如把它看成是国家建设发展项目。因为固然西部受益，而东部受益更大，大到超过西部人的想象力。只有这样的视点，才能看到这个被称为“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里由西部承担资源资本所带来“逆向边际效益”。这类“逆向边际效益”在经济学里有更清楚的表述，即“溢出效益”。

这类局部承担成本、全局受益、典型的“溢出效益”项目，还包括“三峡工程”和“天保工程”。我个人是非常支持这些重大项目的，为了国家经济质量的提升，为了可持续发展，为了改善包括西部在内的生存环境、发展环境，我们需要实施这些重大项目。问题是，这些项目所形成的“溢出效益”没有引起国家足够的重视，并没有对“溢出效益”给予公平的补偿。

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使西部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环保建设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凡是涉及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事业大局的事，都需要西部做出奉献或牺牲。无论是西部的奉献或牺牲，都会使国家整体受益，特别是东部受益。这一点，我们已经能在如“西气东输”、“三峡工程”、“天保工程”等一系列国家级重大建设项目的整体效益中清楚地看到。

经济学讲究成本与收益的结算，无论是奉献还是牺牲，都是支付成本；无论是避免损失还是减少其他开支，都是获取收益。当支付成本与获取收益不在同一方，获取收益方就享用了创造公共产品的成本支付方的“溢出效益”。遵循公平原则，享用“溢出效益”方就应该回报以相应的补偿。如果这类“溢出效益”是在国家干预下为了服从大局需要才出现的，那么，国家也就有责任促使补偿得以实现。

市场经济趋利而动，这是不能背离的基本原则。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不应指望东部的帮助“不带收益的企图”。同理，东部享用“溢出效益”也不应该“心安理得”。——比如“三峡工程”建成后，就可以减轻下游洪水造成的巨大损失，使能够抗拒50年一遇洪水的抗洪工程提升到60年-80年。同时，也加大了上游发生特大洪灾的几率，使原来可以抗拒50年一遇的抗洪工程下降为40年-30年。在水利设施已经相当完备的情况下，长江上游如达川、广安等地在今年（2004年秋季）遭遇特大洪灾，不能说与三峡工程抬高了上游水位完全无关。——比如上游治理污染，任务特别艰巨。不仅资金安排上捉襟见肘，而且加大了发展与治理的矛盾。毫无疑问，如果上游也如下游那样走先发展后治理之路，对下游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已成事实的有“淮河污染”。为此，上游西部地区不仅要肩负起超负荷的、兼顾下游的环保重担，同时还会使正处在原始工业经济积累阶段的地方工业更加举步维艰。表面上看来，西部山青了，水绿了，西部人直接受益。从全局看，受益的就不仅是西部了，还包括东部。东部不仅可以减轻诸如洪灾等直接经济损失，还包括间接受益如健康、生活、生产等。既然是甲方支付成本，乙方连带受益，遵循公平原则，乙方不能坐享其成。由于这是有国家行为，所以，国家都应该对受益方增收资源调剂税、环保受益税等税种，用以补偿支付成本方的“超正常收益的损失”。既然是市场经济，彼此都按经济规律办事。

结束语：推动经济公平增长

没有制度创新试点权，使西部一次次坐失经济突破性发展的历史性机会，尝食南橘北枳的苦涩；大一统政策，使“发展很不平衡”的西部没有充分享受政策中立所带来的相应的活力；“市场一体化”把西部逼上了与东部短兵相遇的“拳击场”，这个在国家重拳出击被完全解除了“地方（经济）保护”壁垒的西部，以40公斤级的拳击实力迎战80公斤级的东部对手，仅有屡败屡战的悲壮；一个个“逆向边际效益”、“溢出效益”重大项目，总是难以得到充分的政策性补偿。这些，都是绾住西部发展的死结，在更大程度上冲淡了“西部大开发”各项重大举措所带来的发展活力，使西部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经济非公平增长”这个大势下的折腾。

经济非公平增长必然加大强弱之间的差距，加重强弱之间的矛盾，最后也会因弱者过弱阻止消费需求而导致整个中国经济出现滞涨。解决强弱差距、消除贫困、破解经济滞涨难题，几乎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性话题。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个扶持发展中国家争脱贫困的国际组织，甚至看到了富人俱乐部成员国也基本上达成共识——“把牛养大了再挤奶”，对特别落后的国家减免债务、增加低息或无息贷款，以及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服务援助等。

中国的东西部差距问题，与世界上强国弱国差距类似，只要存在经济非公平增长，先发地区与后发展地区的合作就必然存在“合理剥削”，世界经济增长对减少贫困的作用就会弱化。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初期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评价是“极为平等的社会”，世界银行曾经预测中国经济改革发展会自动消除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差距，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就是注重公平，就是抑制经济非公平增长，换个角度讲，就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有制度的力量来补充和提高经济增长缓慢一方的增长实力。所以，他们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发展过程中的贫富差距、地区差距趋势会自动或自然而然地缩小。显然，他们忽视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政策缺陷和增长潜力。在实际存在政策缺陷的情况下，在“市场一体化”的强势冲击下，在事实上国家既重视“西部大开发”同时更重视中国经济龙头东部发展的牵引作用、辐射作用的情况下，西部人的顽强拼搏、开拓进取，虽然实现了“旧貌变新颜”，实现了长足发展，但与东部更快速度发展相比，不过是“风筝飘带”。
西部发展的滞缓肯定有一些是自身不足造成的。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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