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由于在生产方面，东部企业的发展数量、发展规模和势头，肯定比西部大。在消费方面，东部消费力强，但很少直接消费西部产品，而西部消费力弱，更多的是消费东部的产品。如此比较，这项重大改革措施，对东西部发展完全不同的影响昭然若揭。诸如此类，包括在非经济领域如城市化、建成社会保障体系、企事业单位改革补偿等重大政策举措，在东部实施可能举重若轻，而在西部执行，则可能是不堪重负，甚至即使是透支未来资本也难免捉襟见肘。 

我们的各项重大决策，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反复论证，都是着眼于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推进，对此，我没有丝毫怀疑。可是，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地区差异那么大，施行统一的方针政策，无论是受益还是受损，肯定不均。由于损益不均，必然首先在政策面就注定了地区之间的发展更加不均。 

政策总是带有强制性导向力量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政策倾向是维护基本平衡，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不大，但抑制了具有巨大潜力地方的发展。进入市场经济后，国家的政策倾向基本上“效益优先”，整个社会一片蓬勃向上，“自由竞争”、“竞相发展”成为时代最时尚的主题词。但在事实上存在各种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潜规则”）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下，“效益优先”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必然是使本来就发展艰难的地区雪上加霜，带来的是发展之“痛”。鼓励发展的时候，欠发达地区往往力不从心，因为不具备必要条件和实力；宏观治理“叫停”的时候，欠发达地区往往损失最重，因为发达地区早已经“未票上车”先走了。这样，“效益优先”的政策导向加重两极分化。国家不同于市场。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优胜劣汰，谁更有力量，谁就出类拔萃，谁就先行一步。国家的基本功能是调剂，更多的应是注重扶持弱势一方的发展。所以，国家的重大决策，要尽力保持“中立”，妥善处理好一致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既要注重整体利益，又要注重局部欠发达地区的利益；既要注重保护强势一方的发展势头，又要保护弱势一方面受强势力量的冲击。事实上，我们国家如此之大、发展很不平衡，发展又是第一要务，要做到重大决策充分保持“中立”，相当困难，因此，需要地方性政策来补充。在实施中央重大决策时，允许个别地方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弥补重大决策在保持“中立”方面的不足。这种补充性的地方政策，也具有中央政策一样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不能视为“地方保护主义”一揽子“扫荡”干净。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曾经经济落后，实施“两个大局”的发展战略，是唯一的、务实的选择。同时，必须看到，“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走不平衡发展之路，政策倾向性强，仅仅是阶段性的权宜之计。在“第一个大局”已经实现之后，向“效益优先”倾斜的政策应该审慎，代之而起的是向有利于实现“第二个大局”的方面转变。在实现“第二个大局”时，注意克服重大决策的“效益优先”倾向，尤其重要。这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大国发展的“中央与发展很不平衡的地方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美国的有些制度性安排可资借鉴。 
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已是既定事实。西部还是个羸弱的“孩子”，指望东部的“行政指令性帮助”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完全依赖中央的资金支持也不现实，授予西部更大的政策自主权，以此提升西部的竞争力、发展力，是可行的。国家允许并支持西部地区出台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免受强势经济冲击的保护性措施，给西部在国家政策的执行上和地方政策的制定上有更多的自主权，使西部有独享的政策优势来保护和发展地方经济，结束长期以来“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损益不均的历史。 实力、条件不均等的市场竞争

中国市场经济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的20多年，由于制度创新、政策非中立等宏观大势的原因，逐渐拉大了东西部的发展差距，形成事实上的经济强势地区和经济弱势地区。在“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神圣职责里，以行政区域为界的经济发展竞争包含了深层次的政治资本积累。经济弱势地区想发展，难道经济强势地区就不想发展吗？这些既可理解又合理的追求，使中国这片幅员辽阔的土地上，形成了类似经济强国的经济强势行政区域和类似经济弱国的经济弱势行政区域，形成了两大经济区域由于制度创新、政策非中立等宏观大势的原因造成的实力、条件不均等的竞争。

中国是一个大市场。但是一个存在博弈各方实力不同、基础不同的大市场。由于日渐拉大的发展差距，使东西部的产业质级和产业结构完全不同，彼此拓展和占有市场的实力完全不同。在“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迫使产业质级、产业结构、管理水平、市场实力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的西部迎战东部的“竞争”。这使我们看到的是在遵守共同竞争规则的拳击场上，一个40公斤级的拳击手迎战80公斤级拳击手的搏击。这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拳击赛。谁胜谁负一开始就有答案。

市场是企业的生命。在“市场一体化”的竞争中，东部产品以自己的性价比优势不仅在当地占有绝对多数的市场份额，而且在中西部也占有绝对多数的市场份额；西部情况正好相反，不仅由于性价比劣势敲不开东部市场的大门，而且在“市场一体化” 这一历史趋势摧枯拉朽般的冲击下，在东部性价比优势的冲击下，筑起的“地方保护”壁垒纷纷土崩瓦解，连本地的市场份额也逐渐丢失。

由此形成一系列可怕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比如“招商引资”，特别明显。2003年，东部如江苏协议注册外资208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158亿美元。而西部如云贵川（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协议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1.68亿美元、0.56亿美元和5.8亿美元，3个省合计起来仅8.04亿美元，不及江苏实际利用外资的1/19，甚至不及江苏省内的昆山市（昆山市2003年实际利用外资12.01亿美元）。同在一个国家，差距之大令人瞠目结舌。外资投向是冲着资本增值而来，表明东部资本增值率远比西部大。市场经济又是资本经济。外资集中向东部汇集不仅快速提升了东部优化外资投资结构水平，可以游刃有余地选择那些最能优化当地产业结构的外资项目，而且加快了东部产业结构升级，对西部的产业崛起形成更大的冲击。

“市场一体化”把西部逼上了与东部竞力的拳击场。在“市场一体化”的大势下，一方面，西部人享受了东部产品价廉物美的实惠，同时刺激了西部产业加快结构调整和升级换代的紧迫感。这是“市场一体化”带来的好处。另一方面，在解除了任何保护性措施的情况下，西部承受的更多的是强势经济对弱势经济赤裸裸的“弱肉强食”，更多的是工业发展的艰难。既然市场是企业的生命，只要西部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是东部的产品，就如同“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必将影响民族工业一样，西部工业必然举步维艰。国家“一五”期间就把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布局为西南工业中心，“三线”后又有大批大型企业移迁成都，有西部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工业优势，面对东部咄咄逼人的工业，缺乏能够逐鹿中原的工业来支撑成都经济做大做强，这些年来一直是地方领导的心头之痛，其他西部地区就更谈不上规模工业了。以自然资源和农业为基本经济形态的西部，在市场比值一点点缩小的趋势下，对振兴地方工业的追求，很带有点“精卫填海”的悲壮。——这使我想到世界各国的发展情况。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全球化又爱又怕？因为经济全球化可以打破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激活国内的资源。而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遵循同一规则，这个貌似公平的平台，弱国只有被剥削、被掠夺的份。我把它称为“文明的野蛮”。在我们国家，地区间发展严重不平衡，在同一规则的平台上竞争发展，事实上也存在这种“文明的野蛮”。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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