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在国家的名义下，这种“文明的野蛮”更堂皇、更隐蔽，也更严重。

只要有差异，就必然存在“文明的野蛮”。问题不在于消除“文明的野蛮”，而在于减轻“文明的野蛮”对弱势地区的损害。国家理应承担起减轻弱势地区所受损害的责任。当然，在推进“市场一体化”过程中，国家并没有袖手旁观，主要是支持东西部连动、优势互补，但实效不大。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初，声势造得很大，似乎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转眼之间就要向西部转移。西部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以迎接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的转移。而且，以长江流域上下游经济合作的“东西连动”成为时尚，牵引着中国经济均衡发展的大变革。事实上，规模“转移”并没有出现，长江流域的互利合作也没出现。道理很简单，在市场经济时代，没有免费的午餐。

午餐是要付费的。关键是怎么支付。对于民间合作，完全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我无可非议。我在这里只谈政府间合作，即在官方的斡旋下进行的民间合作。既然是政府间合作，就必须体现小平“第二个大局”的要求：帮助优先，兼顾利益。我所忧虑的是，在官方出面以“合作”的幌子下，所谓“优势互补”，不过是一种发展分工，西部出资源、出市场，东部出资金、技术、人才，结果彼此之间成本支付和合作受益严重不均，实则是“合理掠夺”。所以，由于西部发展在与东部的交往中存在严重的逆向“边际效益”，存在严重的非公平“溢出效益”，我坚决反对那种所谓“优势互补”实则“合理掠夺”的“东西连动”。所以我对目前正在热闹的“泛珠江三角洲合作”（简称“9+2”）持之以疑。

中国正处在市场经济成熟期。要建成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市场经济体系，我深知“市场一体化”的极端重要性。我不会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市场一体化”，我只是在公平的意义上质疑“市场一体化”。国际纷争也是如此。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会拒绝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但同时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会一揽子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开放市场的要求。因为遵循强势国家主导的原则进行合作，无论理由多么堂皇，都掩饰不了“剥削”和“掠夺”的本质。这一点，就连发达国家有良知和正义感的经济学家都在严肃批评。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当今正是世界范围里的经济结构大调整和产业升级，这对我国来说上是又一次重大发展机遇。由于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分工指望我国成为提供资源、市场和加工贸易大国。我们能心安理得接受这样的分工吗？如果接受这样的发展分工，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会是在什么层面上的复兴呢？显然，有五千年文明史、努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是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国家分工的。同理，如果在“市场一体化”的背景里，东西部的合作是以西部提供所谓的自然资源和市场这样的分工，那么，振兴西部不就是“夜郎自大”吗？

西部要实现腾飞，必须有自己的工业来支撑。由于东西部发展的差异，东西部的工业发展水平完全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如果说，西部的经济正在由农业型向工业型转变，那么，东部的经济已经在由工业型向“后工业时代”转变。这个巨大差异在“市场一体化”的冲击下，相对贫困的西部人当然乐意消费东部价廉物美的产品。这就极大地阻击了西部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的发展。可以说，只要东部工业产品充斥西部市场，就难有西部工业崛起的空间。

就此而言，我认为，在我国，不仅在经济结构上存在严重缺陷，而且在产业布局上存在严重缺陷。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在东部，已经处于产业升级阶段，而传统优势产业依然雪球般越滚越大。这不仅致使国家产业布局不均衡，加大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成本，而且，致使西部工业发展极其艰难。

为了更简明地表述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我把中国现实的生产与消费分为三个层次，即低端产品、中端产品、高端产品与低端消费、中端消费、高端消费。西部地区正在从生产低端产品、消费低端产品向生产中端产品、消费中端产品过渡，而东部已经由生产中端产品、消费中端产品向生产高端产品、消费高端产品过渡。这样，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西部不仅是中端产品生产的资源提供地，而且还是中端产品消费的主要市场。无论是资源的移动还是市场的移动，都会加大成本。因此，这种非均衡的产业分布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不仅不利于国家经济节约式增长，而且不利于西部工业发展。

可见，推动东部中端产业向西部转移，既是促进西部工业做大做强的重要环节，也是国家经济节约式增长、均衡国家产业布局的重要环节。当然，在市场经济时代，资金、技术、人才、项目的走势都是趋利而动。行政指令推动产业转移已经鞭长莫及，采用项目审批限制相同产业、促使其自然萎缩已经被废止，因此，最佳方式就是遵循利益驱动规律，给予西部特殊的利率、税率，吸引东部中端产品产业向西部转移。运用利率、税率差异促使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的兴衰和转移，是市场经济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手段。

在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东西部各自的现实起点不同，实行统一的利率、税率必然造成区域经济发展的更加不平衡。这是不公平。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针对不同产业、不同地区施行不同的利率、税率，以及组建“西部发展银行”等建议，早就有专家学者提出来了。或许是当时东西部差异不大、矛盾不突出，或许是国家商业银行体系、国家税务体系还不完善，这些设想被撂置下来。现在到了刻不容缓的程度了。

逆向的“边际效益”

经济学里提到的“边际效益”是收益最大的区域在支付成本最大的区域，边际影响呈渐弱走势。我把这看成顺向发展，是投资与收效成正比增长的常态。而在全国一盘棋的发展中，由于“发展很不平衡”造成东西部之间经济结构和发展实力的差异，已经形成了“受益很不平衡”的分工合作的历史格局。这种“受益很不平衡”的分工合作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东西部的分工定位。西部主要是为东部发展提供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初级产品（包括初加工产品），东部承担起中国经济腾飞的龙头责任，发挥顺向的边际效益，影响西部发展。这样的分工合作，意味着，只要东部呈腾飞状，西部就永远处于尾随的落后状。为什么“经济全球化”这个皆大欢喜的经济浪潮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会是恨爱交织？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在经济全球化潮流中要常常对发达国家说“不”，要讨价还价，对国内市场、资源利用要有步骤、有条件地开放？就因为不附加其他补偿条件的“强弱合作”隐含着赤裸裸的经济“侵略”和资源掠夺，就因为以出售资源以及初加工产品的落后国家实际上是在透支子孙的生存与发展之资源，就因为从基础资源到终极产品的各个效益链中，支付资源成本的欠发达国家总是获得很少的比较收益，占据资金优势、技术优势、人才优势和管理优势的国家隐含着对提供基础资源国家的“合理剥削”。这种被各种力量延伸后的边际收益是越来越大，所以我把这种效益走势看成“逆向边际效益”。这种“逆向边际效益”的结果，是世界强国与弱国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貌似公平的合作中隐含着深刻的不公平。
对这种不公平，当我们在世界经济交往中身居发展中国家，有着深切的感受，坚持从国家、民族未来的发展着眼，捍卫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入世”谈判才格外艰难。而为什么我们面对国内存在的发展受益不均会长期熟视无睹呢？——在以行政区域计算GDP和分配社会财富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千万不要用“中国是一个大家庭，这样的分工才更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更有利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这样堂皇的话语来安慰西部人，因为强势经济国家也正是用类似的语言来迷惑弱势经济国家，因为东部人在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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