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滥发货币、政策朝令夕改、形形色色的不合理管制、滥用权力等等，都会极大地增加经济的交易费用。
现代经济和技术条件下，政府对于经济的影响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政府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或者制约着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和技术条件下，约束和规范政府的行为显得特别重要。约束和规范政府的行为，根本出路也在于依靠法治的力量。
5. 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国
法治首要的是约束政府。法治约束的是政府的任意干预。政府的权力天然大于个人和企业。给定这一权力，政府随意干预经济的倾向是很难自我抑制的。如果政府行为不受法律约束，私有产权、独立企业制度和自由交易就没有根本保障，市场经济就没有基础。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重要的一条是老百姓可以通过法律约束政府行为。
法制还约束经济人。法治约束的是经济人的机会主义。人的自利有促进生产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面，但是也有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一面。这后一方面是需要法制加以约束的。正是因为法治以及别的方面对于机会主义的约束，人的自私才不是利害参半，更不是害大于利，而是利大于害；人类也因此能够生存下来。法治是通过界定和保护私产，执行合约来减少交易费用和增加社会福利的。
法治的第一问题当然是立法，但执法和司法更为重要。从原则上讲，一个国家可以简单地照抄它国的法律。但是执法和司法就是另一回事了。执法者必须受法律约束，老百姓要有通过法律程序起诉和上诉政府部门和官员的权力。这显然不容易。这些年来，我国的立法进展相当快，但是执法和司法问题很突出，就是例子。
现实世界没有完美的市场经济，一个好的市场经济也不必是一个完美的市场经济。但总的说来，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较为完善的法治基础上的，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法治建设尚为落后。执法，特别是司法，既然是法治建设的关键，因之也就成为建设“好的市场经济”的关键。
6. 政府的作用
经济研究表明：没有政府，经济发展就会成为不可能，但是，经济社会的很多问题反过来又因为政府而起，政府的不当行为常常成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政府的问题，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没有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因为政府不拥有充分的信息而告失败的。当然，即使政府拥有充分的信息，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不会成功。这就是政府的第二个问题：即使政府有能力促进经济发展，它也没有激励必然地那样做。政府是组织，作为组织它是没有什么固定目标的，更不会必然地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作为自己的目标。政府不是抽象的，办事的是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人。要知道，在正交易费用的世界上，做大蛋糕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自己分得的那一份会大起来。
政府的第三个问题，是官员们花的不是他们自己的钱。这是一个重要约束，可惜很多的分析忽视了这个重要约束。花别人的钱是不能有经济自由的。所以我们观察到了政府的官僚制度。我们不能简单地批评政府的官僚制度，不能简单地批评政府办事缺乏效率。我的判断，如果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又没有这样那样的层层审批的官僚制度，那么事情一定会变得糟糕无比。
问题的实质不是要不要取消官僚制度和行政审批，而是政府本来就不应该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你要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那么一个层层审批的官僚制度就是必需的，你就要接受一个低效率的官僚制度。你不愿意官僚制度也可以，那你就不要让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
政府本来就不应当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政府的职能：一是界定和保护产权；二是推行法治；三是提供某些公共产品；四是进行一些必要的宏观调控（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转轨国家，政府适当地多做一点是必要的）。
不让政府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可不是说句话那么简单。政府不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也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市场经济下，政府才有可能不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只有在私有产权的情况下，政府才有可能不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我们提出转变政府职能，这是对的。但是明白转变政府职能的前提条件，这是更为深层次的问题。你要搞公有制、搞国有经济，那么行政审批、政企不分就少不得，政府就不能不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政府的职能就不能根本转变。 7. 国有企业的问题
国有企业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众说纷纭。我的看法，国企问题有一点像政府的问题，核心在于花钱的人花的不是自己的钱。想想吧，国企的老板和主管官员花的是自己的钱吗？
花别人的钱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受到约束。花别人的钱是不能有自由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配置资源不是偶然的，大搞论资排辈和取消择业自由也不是偶然的。正如我们不能简单地反对政府官僚制度一样，我们也不能简单地反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论资排辈和取消择业自由。这些都是公有产权约束下所内生出的避免租值消散的必要的措施，是与公有产权相匹配的必要的制度安排。
国有企业不能有经济自由，可是市场化的过程又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问题怎么不来呢？市场化条件下国有企业注定要出问题的。宏观经济形势好，问题不大；宏观经济形势一坏，问题就突出了。所以，你搞国有企业可不可以呢，可以，那你搞计划经济好了。你要搞市场经济，就不要搞国有经济，因为本质上市场化乃是经济自由化。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提出一些很表面化的政策主张，却不去深究这些政策主张背后的内在联系，因此也就不知道我们常常在做着一些相互矛盾的事情，在做着一些不可实现的事情。
国企改革，我们有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政企分离”的现代企业制度。殊不知，这一切都是与传统公有产权概念不相容的。是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企业不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政企也不分离。但是，这些都是表象，问题的根源乃是在于坚持传统的公有产权。
坚持公有产权，企业是不能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也是不可以自主经营、政企分离的。花别人的钱，负盈是可能的，负亏就断不可能了；负盈不能负亏，企业又怎么自我发展呢？又要推行经济自由，又要坚持公有产权，贪污腐化、大量工作中消费就难以避免，富了方丈穷了庙的事情就会频频发生。今天国有企业大面积亏损，与在公有产权的前提下推行经济自由不无关系。
我们忽略了，没有自主经营权、政企不分，那是公有产权约束下所内生出的增加价值的措施，是与公有产权相匹配的必要的制度安排。坚持国有，那就不能有自主经营权，就不能政企分离，也就不能搞市场化。国有经济多一个婆婆可不是什么坏事情。
8. 核心之所在
东北老工业基地市场化程度低，国有经济比重偏高，经济发展缺乏活力。说到底，这些其实是同一个东西，它们是同一问题的多种表现。问题的核心是国有经济比重高。
首先，市场以私产为前提，国有经济比重偏高，老工业基地的市场化程度是不会高的。
其次，国有经济要求没有经济自由，而市场化的过程乃是经济自由化的过程，国有经济比重高，老工业基地的经济绩效是不可能好的。
再次，国有经济比重高，政府就很难退出具体经济活动，法治就很难推行。这反过来使私产缺乏有效的保障，并增加经济的交易费用，从而进一步地影响市场化进程和经济绩效。
我们知道，权利是需要界定的，不然，在竞争下租值就会消散殆尽。权力要界定，这是生存的需要。可以将权利附着在物上面，通过物的所有权来界定权利。资源是我的，那么只有我可以使用并获得相应的收益。别人可不可以使用并获得相应的收益呢？可以，但要有我的同意。资源也可以公有，但那样就必须要有等级制和论资排辈来界定权利了。法治是要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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