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70万人（主要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以及企业冗员）左右，共计约有85万人的就业压力。从再就业情况看，尽管2002年起开始实施国企下岗人员不再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而是直接纳入社会保障制度，但庞大的劳动力供给与有限的就业岗位需求加剧了再就业的困难。1998-2001年全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共计78.87万人，累计出中心人数为62.46万人，其中39.9万人实现再就业，2001年末仍留在中心人数为16.45万人。2002年1-9月，出中心人数为5.82万人，9月末在中心人数仍有10.62万人。从社会保障情况看，截至2002年9月末，全省养老保险参保职工人数为323.7万人，预计全年支付养老保险金64.8亿元，但全年预计可筹集养老保险金62.46亿元，缺口2.34亿元左右。由于多数国有、集体企业效益不佳，参加失业保险人数呈下降之势，9月末全省参加失业保险的人数360.9万人，比去年末减少12.9万人。全省失业保险基金已出现收不抵支状况，2002年以来当期收不抵支情况进一步扩大。全省除蚌埠、马鞍山、黄山、阜阳、亳州等5市外，其余12个市基金当期收不抵支。随着转轨并线步伐的加快，失业保险基金面临的压力将进一步加剧。截至2002年6月，全省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数为92.68万人，8月份已保人数已达94.35万人，比上年9月份扩面前净增79.5万人，保障覆盖面达7.5％。2001投入低保资金2.14亿元，2002年1-8月份，投入低保资金3.16亿元，确保了“应保尽保”目标的完成。但安徽省经济基础薄弱且发展极不平衡，低保资金尤其是县级配套资金难以保证，尽管2002年安徽省低保资金从中央到地方都在上年基础上翻番，但在低保人数较去年增加8倍多的情况下，全省低保资金仍1.2亿元的缺口。  二、充分就业才能可持续发展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改善民众生活、扩大消费的基本前提和基本途径。鉴于上面的分析，安徽省应该改变过去主要以GDP的增长来衡量经济发展的思路，代之以"就业优先"的战略，以新创就业数量当作衡量地方官员政绩最重要的指标之一。因为，在未来5年到10年，如果我们还按现在"增长优先"的模式，一方面社会在发展，产生了一批富有人群，另一方面不断增加的巨大失业人口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处于社会贫困地位，收入差距急剧拉大，可能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压力和挑战。从政治层面上看, 失业的大量增加会使社会不稳定，导致社会风险的产生。从经济层面上看,收入两极分化以及大规模贫困人口的存在使社会购买力处于很低的水平,内需长期低迷。所以, 高增长低就业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1、经济增长并不自动导致最大化就业。国际经验表明，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不一定必然带来较高的就业增长，也不会自动地转化为就业机会的扩大。国际经验同时也表明，国家在战略目标上的选择不同，在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力度上的差异是巨大的，其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鉴于中国人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和资本短缺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未来中国应该选择就业增长优先的经济增长模式。各级政府应当把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就业人口规模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就业政策应该成为中国优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成为宏观政策的根本取向。国际经验显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通常带来不同的就业结果，从而导致相异的社会经济后果。国际上一般把亚洲四小龙作为实行符合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典型，而把一些中南美洲国家作为推行违背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的代表。从长期来看，不仅前者经济发展绩效优于后者，而且失业率低，收入分配比较公平。例如，把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哥伦比亚四个国家，与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四个国家和地区相比，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不仅前者的经济发展水平大大低于后者，其平均失业率水平也比后者高2倍，巴西的基尼系数比韩国高92%。
    在中国，过去人们习惯于认为，只要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业的增长也就自然而然得到保障。经济增长固然是就业增长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实际上，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常常并不导致相同的就业增长。我们可以用就业弹性来衡量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效果。所谓就业弹性，就是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带动就业增长的百分点。安徽省1994年，经济增长20.7％，但就业却下降1.5％。 “八五”、“九五”安徽省经济年均增长分别为14.1％、10.4％，就业弹性分别为0.191、0.144。说明九十年代以来，安徽省就业弹性系数呈现不断降低的发展趋势。中国目前的总体就业弹性为0.1，也就是说，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带动0.1个百分点的就业增长，大约是80万人。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是0.3-0.4。自90年代以来，安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逐步减小，意味着农业已经不再具有吸纳就业的潜力。
    2、就业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初严重经济危机后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逐渐认识到政府在解决就业问题中的作用是不应该忽视的，并逐渐把高度就业作为政府施政的纲领，并形成积极的政府就业促进政策。1944年贝弗里奇《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出版，奠定了政府干预就业的理论基础。1944年英国政府《就业政策白皮书》公开表明维持"较高的稳定的就业水平"的决心。1946年美国《就业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必须争取"最大的就业、产出和购买力水平"。随后，承诺将充分就业作为优先目标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和挪威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把就业置于优先的地位。在二元经济转换和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出现了严峻的就业困难。亚洲开发银行驻华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认为,未来中国最大的风险在于失业率高增产生的社会贫困人口，而这种贫困主要应通过充分就业来解决。一个人一旦有了工作，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就不会太贫困。安徽是欠发达地区，而且省内城乡、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也在拉大。这也是两个制约安徽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充分就业可以解决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而安徽丢失了几次大发展的机会，庞大的农业人口，乡村工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又非常单薄，农村不能提供农民致富的条件，要大规模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只有靠城市化，而城市化的一个前提，就是城市能不能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否则城市化就只是一句空话。收入差距的越来越大，实际上并不是富人更富，而是穷人更穷。而危险的是，穷人更穷则可能造成社会不稳定。从宏观上讲，穷人更穷则会生产长期过剩,内需总是疲软。 只有增加贫困人口的就业机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民众的“仇富心理”，或政府的"杀富"式的使富人不富的政策措施，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扩大就业和治理失业，应成为政府各项社会经济政策的优先目标。相应地，对各级政府业绩的考核和政策效果的评价，都应该把就业问题的解决放在优先位置。就业和再就业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这一政策优先序原则已经体现在政府当前工作的议事日程中。新一届中央政府把新增就业800万人和经济增长率7%，同时作为2003年宏观经济调控目标，标志着政府政策给予了就业问题更高的优先地位。                        　　
    3、充分就业是经济社会稳定的基础
    就业关系国计民生，涉及千家万户。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以及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的转换。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体制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都异常迅速，劳动者的流动性增强。在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给每一个人带来以前从未遇到过的冲击，部分劳动者在调整中会有所损失。但是，如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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