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铁路与石家庄工商业的发展

近代中国铁路与工商业发展间的互动关系，民国时期曾有人根据美国早期的发展经验加以论述。李毓芳以美国佘山郡的发展为例，指出“工商业为国家之根本，而铁道又为发展工商业之先务”，工业发展依赖于降低原料成本以扩大产品销路；中国幅员辽阔，原料丰富，工业不发达的关键在于缺少四通八达的铁路。他认为铁路在五个方面对商业发展非常有利，即铁路发达有利于各地产业的勃兴，进而扩大商业范围；铁路的运费低廉，可以扩大各种货物的销售范围；销售范围的扩大可以带来更多的商品需求，促进专门经营；相对而言，铁路运输比较安全，适应变化，危险性小；铁路运输速度快，货物到达迅速，有利于资本周转。①应该说，这种对经济落后国家在近代化起步阶段铁路与工商业发展间关系的分析较为全面，对于认识铁路与石家庄工商业发展间的互动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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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毓芳：《论铁道与工商业之关系》，《民国经世文编》(交通、宗教、道德分册)，台北，

文海出版社1966年影印版，第4974—4979页。

    近代工业的大量生产、分配与流通，是建立在拥有近代化交通特别是铁路运输基础上的，铁路交通可以使各地工业所需的原料及产品以更大数量、更快速度进行更稳定、有效的流动，从而刺激工业的持续发展。有了铁路大批量、长距离的运输能力，较大规模的物资交易及商业贸易也成为可能。①由此，铁路的发展还深刻地影响着城市的工商业发展进程、种类和区域分布。

    铁路未通之前，石家庄村民绝大多数从事农业，很少从事商业。京汉铁路通车至此后，逐渐有商民来往。正太铁路通车后，铁路运输业及转运业迅速兴起并带动石家庄工商业快速发展。1916年前后，京汉、正太两条铁路间的道岔区，已有十二三个商家。1926年，石家庄有2000余家大小商家，商业日渐繁荣。此时，该地每年进出货物的价值均在5000万元以上，其中煤油价值约480万元，纸烟约60余万元，布匹600万元以上，棉花交易每年约2000万元。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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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谷中原：《交通社会学》，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91页。

②  《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1期，1926年9月25日；《开展石家庄

商埠计划》。《河北工商月报》第1卷第3期，1929年1月15日。

在近代华北新兴城市中，石家庄属于因交通建设而兴盛的城市类型，显著特征是工商业的发展与铁路运输业兴衰密切相关。其中，依赖铁路运输业生存并发展的转运货栈，是石家庄最引人注目的商业类型，在各类商业中居首要地位。这类货栈以代客转运为主，同时自买自卖，由天津和直隶各地贩运煤油、纸烟、布匹、棉纱、杂货等各种货物转运销售；或由井陉、阳泉、太原方面贩运煤炭、铁矿等运往天津及直隶各县销售。1926年，石家庄有这类货栈33家，主要有：义合永、万丰、阜丰、德顺永、公盛、恒记、义聚公、义胜合、永成公、晋昌、恒裕和、阜达、德记、信义公司、广顺通、天顺、人和、亨通、鸿义和、义合公、义盛通、复聚、吉泰、刘万顺、新泰裕、大成恭等，其中备有岔道的22家。煤炭分销处有：井陉矿务局、保晋公司、临城矿务局、正丰公司、元和公司、宝昌公司、建昌公司、广懋公司煤油栈、珍记、泰记等。①在这些货栈中，以煤炭店、粮店最多；义和公、新泰裕、义顺通、天顺栈兼营布匹；万丰栈、义合永、义胜合、天顺等兼代客买卖棉花。

    第二种商业类型，由众多以购销棉花为主营业务的公司构成，也与铁路运输关系至大。较大的棉花公司有仁记、和平、隆茂、兴华四家，专门收买棉花运往天津。这几家棉花购销公司所收的棉花中，中国种棉约占十分之七八，美种棉约占十分之二三。每年交易的旺季在农历八月至十二月间，众多天津棉商或派人赴石家庄购买棉花，或指定货色价格，委托各棉花公司、货栈代为收买。所购棉花或由京汉铁路经丰台运输；或由河船经滹沱河运送；或由京汉铁路运至保定再改船运。无论使用哪种途径，铁路运输方式均占有重要地位。②

第三种商业类型，是规模较小的煤店和数量众多的粮店，其中资本较大者直接向山西原产地购货，如井陉烟煤、山西硬煤和各种粮食等，然后经正太铁路运至石家庄，借用货栈的岔道卸货，并按车付给岔道费用；资本较小者则在本地各货栈购买，就像货栈分销处一样，其货物多零售或用火车运往藁城、赵州一带销售。1926年，这样的煤店有丰通和宝聚、日昇、长松记等150多家，粮店有致和、德聚等50余家。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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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1期，1926年9月25日。

②  《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1期，1926年9月25日；曲直生：《河

北棉花之出产及贩运》，第141页。

③  《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1期，1926年9月25日。

  除上述三大类型外，石家庄其他商业如绸缎布、洋货、茶叶等，也受到铁路运输不同程度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石家庄工商业与铁路运输间的紧密关联，时常受到时局动荡的影响。1926年后，政局变动使京汉、正太铁路运输极不正常。特别是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二次北伐和1930年中原大战的爆发，京汉、正太铁路的大量车皮被移作军用，商运和客运无法保证，石家庄工商业发展随即出现波折。1930年间，“石门各货商，生意萧条，资本薄弱者，因亏累太甚，歇业倒闭者，日有所闻……”①1932年时，“石门各行商业，今年萧条异常，即如资本最大营业最优之大兴纱厂，亦受影响……其他小本商号多因生意不佳，亏累不堪，负债太重，铺长弃铺潜逃时有所闻。”②与此同时，日本势力步步进逼华北，战争阴云笼罩，华北工商业发展的环境日益恶化，石家庄商业因之“日渐衰落，各煤货栈歇业者甚多，各钱业因之亦大受影响……洋货，杂货，布匹，印刷，茶叶庄，多呈外强中干现象云。”③上述表述虽说有渲染的成分，但也清晰地表明了铁路运输对石家庄城市工商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铁路运输也是决定石家庄各类商业分布格局的关键因素。其中井陉矿务局、保晋公司、正丰公司等煤矿的分销处和备有道岔的转运货栈，都分布在大桥西的道岔区；规模较小的粮店和煤店等，则多分布于车站以东至休门镇地区。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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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各地新闻(石门)》，1930年6月4日《大公报》，第5版。

②  《各地短讯(石门),1932年12月12日《大公报》，第5版。

③  《各地简讯——石门商业衰落》，1936年5月21日《大公报》，第10版。

④  《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1期，1926年9月25日。

铁路运输业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为石家庄工业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原料、运输及销售环境。从这一时期石家庄著名的大兴纱厂、井陉矿务局石家庄炼焦厂的兴衰中，可以再次见证铁路运输与石家庄工业间的密切联系。

    大兴纱厂，全称大兴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设立于1922年。经理徐荣廷所以选择石家庄建立工厂，看中的就是这里交通便利，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十分方便。该厂所用棉花多来自直隶各县及晋、陕等省。石家庄附近的获鹿县，年产棉花也有200万斤。大兴纱厂成立后，收买棉花颇多。山西棉花多来自晋东南地区，经正太铁路运至石家庄；陕西棉花则多由郑州转运或在陕州(今河南省陕县)购买后经京汉铁路运到石家庄①，原料购买及运输成本较低，周转效率较高。这些基于铁路运输的有利条件，使得大兴纱厂建立后发展很快。1926年拥有纱锭2．5万枚，织布机300架，纺毯机8架，工人3300一3400名②；1928年拥有纱锭2．4万枚，织布机290台，工人3100余名③；1933年拥有纱锭2．4万余枚，织布机390余架，工人3200人④；1934年拥有纱锭3万枚，织布机1000架，雇有工人3600余名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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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各县工商调查(石家庄)》，1928年9月29日《大公报》，第8版；《获鹿县物产状况》，《工商半月刊》第2卷第11期，1930年；《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1期，1926年9月25日；督辉译：《中国棉业概况》，《钱业月报》第3卷第9期，1923年；曲直生：《河北棉花之出产及贩运》，第146页。

②  《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1期，1926年9月25日。

③  《各县工商调查(石家庄)》，1928年9月29日《大公报》，第8版。

④  《大兴纱厂概况》，1933年4月7日《大公报》，第6版。

⑤  《石门大兴纱厂设立女子工读学校》，1934年2月28日《大公报》，第9版；叶元鼎、马广文：《吾国重要棉市调查》，《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9期，1934年。

大兴纱厂所产棉纱分为十支、十六支、二十支三种，有获鹿、八卦、双福牌，销售地以山西各县及直隶高阳为最多；所产的三底牌、大枉牌粗布及获鹿牌细布等，多销往石家庄附近各县和晋、陕、豫等省。1933年，在石家庄所产棉纱17040余包、棉布173566匹和棉毯88323条中，经京汉铁路运出者分别为9000包、14万匹和8万条，占三种产品产量的大多数①，这些产品大多来自大兴纱厂。

    大兴纱厂初期经营状况良好，获利逐年增加；1928年后，因铁路运输业及石家庄商业的起伏不定，加上外货倾销，大兴纱厂的产品销售受到极大的影响。1932年，大兴纱厂不得不收缩经营，以谋补救。1933年前4个月，大兴纱厂虽然出产较多，但销路阻滞，致使月均亏损9万余元②，铁路运输不畅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中德合办井陉矿务局下属的石家庄炼焦厂，设在石家庄车站西南。1916年，该厂“选择交通适中之石家庄，开始修造小炉”，因“一战”缘故而搁置。1918年后恢复建设，原计划建日产40吨的小炉20座，后增日产百吨大炉10．座。1923年，炼焦厂正式成立；1925年9月，该厂完成各项生产设备，开始炼制。后因华北战事频仍，该厂曾于1927年11月停工。1928年9—11月开始正式出焦。1932年1月小炉停工拆修，1933年6月小炉第三次出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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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1期，1926年9月25日；《各县工商调查(石家庄)》，1928年9月29日《大公报》，第8版；《记二次铁展平汉专馆及其出品》，《铁路月刊》(平汉线)第43期，1933年。

②  《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181期，1926年9月25日；《各地短讯(石门)》，1932年12月12日《大公报》，第5版；《大兴纱厂概况》，1933年4月7日《大公报》，第6版；《大兴纱厂紧缩》，1933年6月11日《大公报》，第6版。

炼焦厂原料来自井陉矿厂北井的一、二、四层煤。这些煤由新井过筛，五分眼以上之煤末装入洗煤机水洗，可得洗煤17％，烟子15％。洗煤和烟子运至石家庄，按8：2比例混合使用，称为原料煤。炼焦厂的产品是焦炭和多种副产品，产量起伏较大。1926年，该厂日出焦35—36吨。1935年，最大日产量可达110吨。但因运输不便，存焦较多，每日只能限产80余吨；各种副产品日产量从O.79吨至5吨不等。这些产品的外销，多由京汉铁路运输，如1933年，炼焦厂生产的6．33万吨沥青和4万吨吧吗油，在销往平津等地时“全量铁运”①。

    大兴纱厂和石家庄炼焦厂的原料供应和产品销售，大多依赖正太及京汉铁路的运输，虽然其兴衰的原因多样，并非只与铁路运输的起伏相关，但铁路运输既可降低生产成本，又可加大产品的销售数量及范围，俨然是近代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

    石家庄的其他小工厂还有数十家，其中万华造胰厂、聚丰面粉公司、立元铁厂部分原料来自天津、保定、山西等地；立元铁厂的产品则销往晋、冀、豫等省，其中，铁路运输同样是保证其原料供应及产品销售的重要方式。

在较短的时期内，依靠优越的地理、铁路枢纽位置与铁路运输业的发展，石家庄工商业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小而大的快速扩张。铁路运输业的增长，促使转运商业、货栈业随之兴起，各种相关行业逐渐起步，石家庄迅速成为周边各地物资的重要集散地，从而为近代工业的起步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和良好的运销环境。大兴纱厂、石家庄炼焦厂等著名企业的崛起，是石家庄城市工商业快速扩张的象征，也是石家庄成为华北区域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城市的经济指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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