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如礼和蛋厂、青岛啤酒酿造公司、哥伦比亚股份有限公司等[40][41]，没有国人自己建立的工厂。

日管时代，各种制造工业都有发展，惟华商工厂少见；1922年国民政府收回青岛后，民族工业才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以机器制造工业品有棉纱、本色棉布、面粉、火柴、蛋制品、花生油、啤酒、机器工具及精盐等。其中以棉纱、棉布为大宗，所以该项进口商品数量骤减，1934年由青岛进口棉纱三百担，占全国海关进口棉纱价值的O．03％[42]，几近绝迹。下面介绍几个主要行业发展的情况。

纺织品工业创于1918年，为日商建立的内外棉纺厂。1920年华商建立华新纱厂。之后，日商的富士、大康、隆兴、公大、宝来等厂相继开设，市场几乎全由日商操纵。此外青岛有六家染织厂，四家制棉厂，四家花边厂，二家袜厂，一家抢绒厂，规模都不大。上述纺织品工厂计有二十四家，为青岛重要工业之一。[43]1930年间，官商合办民生国货模范工厂一家，经营染织业，为提倡国货之先河[44]。

其他专门棉织工厂，以青岛、福山、长山、济南最多，其中青岛五家，牟平一家，福山十八家，益都二家，长山二十五家，济南四十一家，生产布、毛巾、睡衣、线毯、棉带等，多销往胶济沿线、东三省，以及冀、豫、晋、陕、苏、皖各省。[45]

青岛工业除棉织业外，以火柴为最著。德租借青岛时代，市场上只有瑞典和日本火柴出售。1916至1921年，日商先后设立山东、青岛、益丰等厂，分销省内各地。华商火柴公司也相继设立，1921年成立的鲁东公司最为先进，之后有振业、华北、信昌、明华、兴业、华盛等公司创设。其中以日商设立的青岛火柴公司规模最大，华商公司中只有华北、振业两家可与之相比，但其各种原料却购自日本。据1934年统计，青岛有火柴厂十二家，即墨有七家，威海、福山、胶县、潍县、益都各一家，济南三家，产品大部分运销胶济、津浦铁路沿线、关东、江苏、河北、河南、安徽等地。[46]

山东盛产大豆和花生，所以制油业极为发达，家庭工业所在皆是，规模较大者仅在青岛、济南、泰安三处[47]。青岛植物油厂计有十三家，规模最大的东和油坊由日人创办，资本额五十万元；其次为华商经营的昌兴油厂，资本额二十万五千元，此外都是资本为数千元至数百元之间的小资本营业[48]。

其它如建筑材料工业方面，1934年春间，华商姚华孙、姚作宾等在青岛发起组织中国石公司，以花岗石为主要营业，主要利用本地出产的花岗石。该公司规模宏大，“全国只此一家”新兴建筑材料工业，在上海建立了分厂。烟台有钟表工厂永康、慈业、德顺兴等四家，所生产的座钟、挂钟行销各大商埠，在当时尚属“崭新之工业”。[49]

20世纪30年代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还组织调查胶济铁路沿线一些重要家庭工业，包括油、酒、细粉、布、花边、草帽辫、苇席、发网八项，大半为农隙作业，为工业的重要补助。如胶东各县油坊计约三千家，仅莱阳一县就有648家，其次栖霞、即墨、掖县、平度等县亦各二三百家[50]。

纵观山东沿海地区近代工业发展过程的特点，先从开埠城市兴起，再向开埠城市周边地区辐射，进而延伸到内陆地区；另外，华商工厂在开埠时代数量既少，规模又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华商建立的工厂数量急剧增长，尽管资本尚不足以与外资抗衡，但是其产品在客观上构成与外资产品竞争的态势。

山东沿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变迁建立在传统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在贸易与运输条件改变的条件下，山东沿海地区的国内外市场都发生了变化，进出口商品结构的不同，促使传统社会经济开始转型。为了抵制外货进口或者为了满足本地人们新的消费，这样就为产业结构的变化提供了前提。胶济铁路对山东沿海地区的经济推动意义最大，它使海洋、沿海、内地三者紧密联系起来。作为连接海洋与内地的山东沿海地区，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也是获益最大的，因它靠近海洋，“那里即使最后得到的外国事物也来得较易”[51]，所以首先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为现代山东经济的发展构筑了坚实的基础和发展空间。
注释：

①民国《福山县志稿》卷5《商业》，《民国》王陵基修，于宗潼纂，民国九年(1920年)铅印本。
②③④⒆[22][26][27]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1840 —1895年)》(第1辑·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9—1260、1255、1330—1331、1310—1311、1268—1269、1328、1260页。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编《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1859—1949)》，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6、70、11、3、4—12、136—137、170—171、140、143、190、70—71、175页。
⑥[41]青岛市档案馆编(帝国主义与胶海关)，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11—112、129—130页。⑿[40]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1840—1949)》(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3、757—761页。
⒀董锦章《补竹枝词》，引自民国《四续掖县志》卷6《艺文》，(民国)刘国斌修，刘锦堂纂，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铅印本。
⒄[37]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第l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424、415。
⒇[英]莱特著，姚曾廙译《中国关税沿革史》，北京：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79页。[21](清)李鸿章《北洋豆货上海一口请归华商转运折》，引自《李文忠公全集》奏稿7，1921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金陵原刊本。
[23](清)郭嵩焘《筹议各海口添设行厘片》，引自《郭侍郎奏疏》卷11，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刻本。
[24]参见：刘素芬《近代北洋中外航运势力的竞争(1858—1919)》，辑人张彬村，刘石吉主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第5辑)，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1993年版，第319—321页。
[25]光绪《增修登州府志》卷6《风俗》，(清)方汝翼、贾瑚修，周悦让、慕容干纂，清光绪七年(1881年)刻本。
[28][32]林传甲纂《大中华山东省地理志》，北京：武学书馆1920年版，第102、101页。[29]据即墨县商业志编纂办公室编《即墨县商业志》(内部资料)第434—438页整理。
[31]民国《牟平县志》卷5《政治志·航业》，(民国)宋宪章修，于清泮纂，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石印本。
[33]民国《昌乐县续志》卷15《民社志》，(民国)王金岳等修，赵文琴等纂，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34][35][36][44][45][46][47][50]胶济铁路管理局车务处编《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青岛文华印书社，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版，第15—16、15、11、5、211、4—5、4—11、 9、21-44页。
[38]民国《胶志》卷52《民社》，(民国)赵文运、匡超等纂修，民国二十年(1931年)铅印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39]民国《胶澳志》卷5《食货志·商业》，(民国)赵琪修，袁荣等纂，民国十七年(1928年)铅本，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版。
[43][48][49]何炳贤主编《中国实业志(山东省)》，上海：民国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刊，第54丙、55丙、65—66丁。
[51][美]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3卷，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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