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的耐火保护层，用来保护内部木构架。一方面避免屋外火攻，烧着内部木构架；另一方面，即使一户室内木构架着火，也不会发生火烧连营的危险。

　　徽州乡土建筑多为本构架，其结构体系采用木梁和木柱承重、墙体仅起到围护、分隔和连接的作用，其传力途径由屋面、梁柱、基础至地基。它自身具备良好的抗震性能。在地震时，能够“墙倒屋不塌”。这种建筑具备良好的抗震安全性能。此外，其砖墙和屋内周边立柱之间采用连接构件，以增强墙体的整体稳定性。在结构构件上，柱底采用木楯和梁柱与屋檐之间的斗拱等，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地震时的冲击作用，并减小建筑构件之间的相互挤压变形。

　　宋代徽州人罗愿在《尔雅翼》中记载，“螱，飞蚁。蚁之有翅者，盖柱中白蚁之所化也。……，凡斩木不以时，木未及燥而作室，或柱础去地不高，则是物生其中，以泥为房，诘曲而上”。〔25〕古人较早认识到白蚁具备群居性、隐蔽性和需要潮湿的环境等生活习性，利用柱础的隔断蚁道。徽州建筑多采用鼓形、覆盆形石柱础，通过隔开木柱和地面的接触，来阻止白蚁登高入柱。清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记载，“白蚁必衔水上柱，乃能食木”，并进一步指出“青栀子，实晒黄，能消白蚁为水。湿活树，去皮，顶凿窍，注桐油。坚置一、二日，水尽去，以为梁柱，蚁不生。或用青矾者柱，本惟中柱不可煮，煮即井水黑。”〔26〕徽州建筑木结构中梭柱和月梁多采用这种方法处理，并且这些硕大的梁柱大多数选用苦槠、楝树、杉树、檫树和石楠等具有良好抗蚁性能的木材。此外，在《周礼》秋官司寇中记载，“赤发氏掌除墙屋，以蜃灰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27〕徽州建筑室内地坪采用细砂、石灰和砒霜混合来处理，以预防白蚁进入室内。这些措施主要是预防木栖性白蚁。又如民国《丰南志》记载，歙县渔梁坝在弘治十二年重筑时，“以石灰和沙实其中”〔28〕，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预防土栖性白蚁对堤坝的危害。

　　徽州府治歙城环问政山、紫阳山等，城池西南紧临练江，唐天佑四年（907年）受到洪水的侵蚀，倒塌严重。在宋嘉定十三年重筑城垣时，发现“城之旧址浮而斯滥”，即原城基处于泛沙流石之上，故采取“今当发深一仞（一仞等于八尺），抉去沙石，实以精壤，重加镇筑，然后广其宿基，增诸石版，必使坚永侔于铁壁。”〔29〕于是，将城墙的地基挖深一仞至老土层，扩大城墙基础，并以石版将基础砌成梯形，从而又发挥挡土和防洪的功能。这种做法与宋《营造法式》中规定“城基开地深五尺，其厚随城墙之厚”〔30〕，以及在城池筑基时“相视地脉虚实，其深不过一丈，浅止于五尺或四尺，并用碎砖、瓦石札等，每土三分内，添碎砖瓦等一分”也相符合。〔31〕此外，歙城内部沟井渠等设施充分利用自然地势，布局合理，分布均匀，发挥供水、排泄和消防的功能。

　　四、水利工程的直接防灾作用

　　徽州地区的水利工程直接发挥着防灾和减灾作用，主要表现在兴修水渠、开挖河道、构筑堤坝、整治水利设施等方面。它们在预防旱涝灾害，降低灾害损失，减少旱涝的衍生与次生灾害发生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明弘治年间，徽州有“塘二百五十二所，堨三百二十二所，陂七十一所”，其中歙县“有吕堨……最大灌田二万亩有余”。〔32〕

　　歙县渔梁坝位于练江之上，始建于唐，宋嘉定辛已（1221年）年在“旧处聚石立栅，戒以岁岁增葺”，绍定己丑（1229年）“凿山取石砌之，石有八层，内外周固”。明弘治十二年（1499年）“凿石即故址重砌，高丈余，有九层，蓄水二、三里”，十四年（1501年）大水冲坏，重修时“去旧填心沙砾表裹，并用一色方石照旧结甃，高减一层，下流节为梯形，以杀水势。完实坚固，蓄水无虞。梁上水过，有如平崖”〔33〕。在砌筑时，采用石销钉连锁左右巨石，上下层石块间采用竖石穿插，以增强坝体的整体性、稳定性和坚固性。渔梁坝蓄水以后，一方面发挥着抵御洪水对练江下游渔梁镇的侵袭，另一方面它蓄积了江水，抬高了歙城的地下水位，有利于城内的生活和消防用水，从而缓解了“城市凋耗，火灾屡现”〔34〕；并且它减缓了江水的流速，有利于通航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地徽商的发展。
　　此外，歙县至今仍保存下来的鲍南堨、吕堨、富堨、昌堨和大、小母堨等，在一定程度上仍发挥着防洪、蓄水和消防的作用。

　　黟县有柏山堨，始建于南北朝，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于城西北二里，筑堤御河患”〔35〕，可以灌田三千六百亩，并提供黟城居民生活和消防用水。又如黟县五都钟山金村，“前临大溪，曰武水，每年四、五月洪涛激发，冲塌石磅，村中田地多漂没，……渐逼民居，……光绪三十二年，筑石坝、开深沟导水，……水患自此得免”。〔36〕

　　休宁有“陈公堨，灌田千顷；……有清陂者，在五城灌田千亩”〔37〕。又如富国堤在五都堨川，灌四千顷。由于“患水，堤决百余丈，旧淤三百余田亩，……督修堤成，居民永赖”〔38〕。

　　婺源县有平渡堨在汪口官渡下流，汪口两溪合流迴绕凶险每遇洪水涨发，辄溺人居，民筑堨以平水势，免覆航患”。〔39〕

　　祁门县由于“凤凰山麓水道迅疾，冲坏市埠，明万历筑聚源坝以告寝”〔40〕。绩溪县有“隆碣在县北，灌田可千亩。……石堨不假修筑，大旱不堨，共浇一万七千田”〔41〕。

　　在水利思想方面，对于旱涝灾害所导致“泽国恒苦潦，山国恒苦旱，大潦大旱则均不利，诿为天灾，毋宁谓为人工之有未尽”〔42〕，认为“水利关农田之大者，所以重沟洫也”〔43〕。指出“河湖之患，患在人与水争地；海塘之患，患在水与人争地”〔44〕，提出只有“不与水争地者，乃能得水之利”〔45〕。在水利措施方面，采取“高筑堤岸，束水下流，……（使）水道皆有合法之倾斜度，尾闾畅遍”〔46〕，和“诸湖逐次疏浚，以期百脉畅通”〔47〕，以及“筑堤、挑河、建闸洞、修塘坝。督倡在官，团结在民。岁岁有工，更番不辍”。〔48〕

　　综上所述，通过对徽州地区自然灾害现象和规律的分析，总结徽州传统聚落在规划设计中的防灾意识、营建活动中的防灾技术，以及水利工程中的防灾措施，在当时社会的技术条件下，具有一定的技术合理性和先进性。这些防灾技术措施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发挥着防灾和减灾的作用，促进了徽州传统聚落的稳定发展。因此，从灾害预防和技术角度而言，徽州传统的防灾技术和思想，仍能提供当代防灾和减灾研究以启迪。 【参考文献】

〔1〕　张秉伦等．淮何和长江中下游旱涝灾害年表与旱涝规律研究．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51页。　
〔2〕〔清〕周溶修．汪韵珊纂．祁门县志．卷三十六．杂志．祥异．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刻本。　
〔3〕〔民国〕葛韵芬修．江峰青纂．重修婺源县志．卷十一．食货七．恤政．民国十四年（1925年）刻本。　
〔4〕〔清〕吕子珏修．詹炀龄纂．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祥异．清同治十年（1871年）刻本。　
〔5〕〔9〕〔10〕〔11〕〔民国〕石国柱修．许承尧纂．歙县志．卷十六．杂志．祥异．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铅印本。　〔6〕〔12〕〔清〕清恺修．席存泰纂．绩溪县志．卷十二．杂志．祥异志．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刻本。　
〔7〕〔清〕胡祥麟、胡祥木修纂．（绩溪）上川明经胡氏宗谱．卷下之下．拾遗．清宣统三年（1911年）木活字本。　
〔8〕〔明〕宋国华修．吴宗尧纂．休宁县志．卷八．杂志．祥异．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刻本。　
〔13〕〔17〕〔18〕〔清〕马步蟾修．夏銮纂．徽州府志．卷十六．杂记．祥异．清道光七年（1827年）刻本。　
〔14〕〔宋〕罗愿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