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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南模式肇始于无锡、常熟、江阴，但典型的苏南模式不仅仅在于此，还有浙北的萧山、绍兴、鄞县。只不过随后的温州模式更具备无中生有的魅力，让人们误以为苏南模式仅仅开始于江苏。而浙江省在1993年后向浙东和浙北地区大力推广温州模式，有先见之明地改造了浙东北的“苏南模式”。苏南在占得了无尽的先机时也加深了人们的这种误会。于是，提到江苏就是苏南模式，提到浙江就是温州模式。江苏把吴越核心区域的乡村工业化模式抢先冠以“苏南模式”的称号，在赢得无限风光的同时也被这种胜利冲昏头脑。

    第一次的优劣互换

    经济的发展往往超出人们想像地改变生活，改变地域竞争态势。变化比计划来得快，这是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1980年代武进曾是苏南模式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在1992年第一届农村综合实力百强县的评比中它名列第二，仅次于无锡县，而高于第三的江阴县。当时的苏南内部并非如今天人们想像的那样，越靠近上海就越发达。无锡县、武进县和江阴县的铁三角是当时苏南地区最发达的三极，他们都不属于江苏离上海最近的苏州。经典的苏南模式的创新也是围绕这一核心的。那时昆山还很平庸，张家港也才小荷露角。而且在苏州所辖的六县中，当时最发达的、发展最快的都不是直接与上海接壤的太仓、昆山和吴江。此时也是苏南模式声誉最著和实惠最多并存的黄金时期。尽管溧阳、金坛稍次，但那时提到苏锡常，不仅强将无弱兵，而且彼此也不敢小瞧。不论声势还是人均，基本上是无锡第一，而常州与苏州相差并不悬殊。可仅仅过了几年，苏锡就渐渐无“潮了。伴随这种变化的，还有武进甚至宜兴的相对衰落，和苏州总量和人均的节节攀升“苏锡无潮并非是江苏的胜利，而是上海的胜利。苏锡特别是苏州的繁荣得益于上海而不再是内生的结果。这样，常州遥遥领先镇江等地的盛况亦已不再。镇江对常州也不是望而不及。经典的苏南模式从1995年风光最无限的巅峰突然滑落不仅让中央始料未及，也让苏南人和江苏人无法理解。

    很多人谈论传统的苏南模式从万众欢呼滑落至举步艰难时，仅仅停留于苏南模式的集体经济的性质。这虽不肤浅却不深刻。如果在苏南模式风光后把武进、宜兴、无锡县、丹阳等地放到浙江那种行政状况下，这些地方今天的城乡面貌会跟温州、晋江那里一样繁嚣：外地人比本地人多，本地人楼房起码六层，人人是老板，家家有汽车，满街是蹬三轮的外地人，尽管杂乱无章却生机勃勃。可惜的是历史不可重写，假设也不可能是现实。经典的苏南模式成也政府，败也政府，有一定的道理。苏南模式中的政府特点在张家港的两个文明建设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张家港精神本质上是大寨精神的延续，本身也并非一无是处，然而在长期坚持下必然始终是粗放型的而不可能是集约化的。结果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极易钝化居民。长此以往，必然会窒息内生型的民间张力。而经典的温州模式虽然得益于政府某时的保护，但主要动力在民间，它的兴起和富民得利始终仰仗于民间对政府的敬而远之和政府心知肚明的袖手旁观。

    经历数百亿资金打水漂于南方的地产、邓斌的集资案和省内被迫北上做秀般的扶贫，江苏经济也软着陆了“二国有”的苏南企业体制相继走入绝境。作为1980年代全国最富裕的农民的苏南人一朝醒来才发现桂冠是如此的烫手，富裕亦已相对名不符实。曾经不屑的浙江那些专门造假坑蒙拐骗的土帽如今似乎个个都是腰缠万贯的老板，而苏南人却依旧只能是农民式的工人。每天要去工厂上班，集资款转眼间化为乌有。更重要的是见识有限，却还总期望政府，这特别是苏州以西的曾经是苏南模式核心地区的乡村写照。

    苏南人普遍劳工化的起因

    根源很多，惟有细细梳理。无论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其关键都是民间的张力得以释放和涌流，只不过路径不同罢了。苏南模式成长和壮大，在其企业投资机制和经营方式上存在一个向上走的趋势：即兴办企业的最主要动力存在一个由民间到政府，由下级政府向上级政府转移的趋向。而在温州这种现象是不存在的。苏南模式首先肇始于大集体时期的农村生产小队的自办加工作坊（后来的村民小组），再到生产大队（行政村），再到人民公社（乡、镇），再到县，甚至市。在这个过程中，企业的规模愈来愈大，模式的光环越来越亮。可是企业产权的主体却越来越模糊，企业一步一步地蜕化为准国有企业。固定资产越来越多，机制却越来越死；与政府越来越近，离民间却越来越远；企业招收的农业富余人员越多，农民整体的创新能力就越来越弱：整个苏南地区的发展活力愈来愈弱也就不那么让人稀奇和深感诧异了。苏南农民的创业冲动被无形地抵消，农民甘愿成为劳工者，而非经营者。这是对经典的苏南模式走过的路途所作的理性描绘。

    翻开当代的改革开放史，中国成功的区域发展模式中，农民都是无可厚非的领导者之一和绝对主力。无论在珠三角，还是长三角，无论是温州还是晋江。解放农民创业的束缚是上述四地乡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于是当苏南把大量土著农民保护式地转移进当地的集体工厂时，危机就已经潜伏。这种状况延续至今，也是苏南之所以成为国际资本大量进驻无阻而入的关键，这同样也是苏南GDP越高，而人均收入相对而减的症结之一。

    而在温州则远不一样。在温台那里，不论企业还是当初的作坊，行政权力始终无法介入。当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初现时，政府不愿干预；当前店后厂雨后春笋般多起来时，政府无暇顾及；当合作企业做大时，政府已经无力介入了。政府无可厚非地都有嗜利的一面，否则江苏的各级政府不会如此勤勉地介入乡镇企业――这是乡镇企业最终失去活力的重要根源。而浙江政府也会从地方和政府利益考虑行使地方保护的政策：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浙江省严厉查办造假企业的背景和压力下，浙江造假企业仍然打而不灭。尽管浙江付出了巨大的声誉代价和道德成本，但企业最终却越做越大，经历了一次风波，企业就上一个台阶。地方保护主义并不一定要彻底摈弃，关键是仅是遮丑还是夹紧尾巴力图卧薪尝胆。这个历程同样值得广东汕头人寻味。

    两个发展资质类同的地区，经济发展好的地区，政府未必是好政府；但经济发展活力不足的地区，当地政府或前届或当届一定难逃其咎。1995～2000年的苏南模式的绝境及其重整的巨大代价，政府显然不能置身度外。浙江GDP在总量上远落后于江苏，可浙江的老板数目之多，资本之巨却足令江苏汗颜。江苏鲜有王均瑶、徐冠巨那样白手起家的风云人物，这不会是偶然。这是苏南模式江苏化与温州模式浙江化的必然后果。苏南模式是离土不离乡的就地城市化。尽管苏南是村村冒烟，但只是村办厂、镇办厂，而少有家办厂。然而在温州早期却相反，那里鲜有集体办的工厂，多是家庭办的作坊。这就使1980年代苏南的企业规模远大于温州。在1980年代，全国民工数还很有限，而且大量涌入的是大城市和广东等外资勃兴的地区。当时江浙的外来民工还是涓涓细流。这样，苏南的乡镇企业需要大量的员工，就为当地的农业剩余劳力提供了就近且风险不大的转移归宿。大多数农民于是顺理成章地成为工人。这也是直至如今苏南的民工数量与广东甚至浙江都无法比肩的历史原因。而在温州，农业剩余劳力比例远大于江苏，而当地集体属规模大的工厂有限，于是只有外出经商。与苏南比较起来，温州这种模式中个体需要冒的风险超出想像。

    苏南模式的优点多具即期性，而温州模式的优点相对滞后。因而，苏南模式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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