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本地人随后承担得更多，而温州模式的弊端则是更多地抛给了当时和后来的外地和外地人。并不是浙江群体的有意为之，但面对这个格局“越人”的确比“吴人”幸运。今天的苏南人普遍劳工化和相对贫穷正是缘于此。政府勤勉作为，却为光环褪却后的经济相对停滞准备了致命的起因。这种“政府好心办坏事”是当时的苏南及江苏政府始料未及的。

    苏南是作为下一个短暂时期的世界工厂的加工车间，还是今后较长时期无可争议的全球制造业基地，不仅仅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当地政府的亲商程度，更取决于当地民间活力的激发和互动。1990年前后，当集体性质的企业束缚了苏南民间自主创业的活力后，一向勤勉的政府眼光开始向外，适逢浦东开发开放，长江大流动，外向型经济成了一根救命的缆绳。它使因温顺地接受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而在总量上先后被广东、山东超过的江苏，在1990年代初再度火冒，虽然追不上广东，却勉强压过了山东。这一是由于江苏的开发区经济，二是由于乡镇企业基础庞大，而且在1992～1995年还恶性膨胀。但这两点都与政府强力推动密切相关，很可能翻水覆舟般地转眼间变成致命伤。于是回味江苏的发展，总让人欣羡浙江发展大戏中那种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置之死地而后生，人均0.3亩地的温州人奋起正得于此。给之艳羡而后活，像城里人一样安逸地生活，这是苏南农民兴办社队工业的朴素理想和原始动力。农民创造出财富膨胀的神话后，集中、建镇、进城，农民企业家的空间身份完成了变迁，富裕的农民进城后，一是提高了城里人的平均生活水准，二是狼入羊群，羊皆变狼。城镇居民一改安逸地等待国家安排的懒惰，主动出击，自主生产，城乡一起联动，居民泛老板化，收入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了。这是对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居高难赶、节节上涨的简要描述。而江苏自发的行程却因乡镇企业恶性膨胀，导致相当部分农民的集资款血本无归而被迫中断。于是，退而求其次，小富即安，守着征地款，穿着工作服，住着两层楼，安享别人对苏南赞誉的同时，自己只能老老实实地成为新的有一点私产却不能个人风光的新工人阶级。这是今天苏南大多农民的心理和实况。这种危险的心理，与西北白天放几头羊，晚上蜷缩热炕头，吃饱即安的文盲老农区别只在于，那里自然条件太恶劣，而这里得尽地利和天时。

    不仅在苏南，而且在温州以及大佛山，成功的地区发展的中坚必是制造业，而打造制造业兴旺景象的主力必来自乡村精英。如今有许多人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希望放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身上，这很可能只是一厢情愿。高科技能带来巨大财富确是事实，但其风险同样巨大。拥有光环的知识分子和一穷二白的农民比起来，谁更有创业致富的冲动，谁更有不择手段遨游市场海洋的潜力，知情者有自己的发言。市场是一个无法穷尽的黑箱，专业的经济学人士也无法全部琢磨透彻，无论是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还是胸中无沟壑的激情农民，对于市场本质上只能在游泳中学习游泳。知识越多，思考越多；考虑越多，担心越多；担忧越多，胆量就会越小。并不是空穴来风的“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曾经是生动的写真，现在亦没有完全失效。

    缺乏创业激情，一味引用别人资金，成为加工车间，就只能是附属而无法独立。在今日苏南，东部的昆山，一掷千金的是台湾阿土伯，在南部的盛泽，腰缠万贯的多是闽浙越蛮，只是在北部的江阴、张家港、常熟，本地的富人还能风光正盛，然而由于他们的资产实在太大，整个社会分配得并不均匀。老板更多的是曾有政府背景的由乡镇企业经理人转制而来的大老板，并不存在大、中、小老板从小到大的梯队和有序跟进的连动。而且由于就那么几个人被披红戴绿地供奉为民营经济的能手，满身贴遍对于企业家而言并不实用的勋章。这种气氛不仅在事实上阻碍了苏南本地中、小企业主的成长，而且掣肘了苏南大企业主的继续做大。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做着早已耳熟能详的琐事，激动紧张也是必不可免的，而失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第二次优势互转的危机已在涌动

    当苏州、昆山已经指望无缝隙融入大上海时，宁波、慈溪只能提出“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口号本身的差异也反映出两地与上海地缘似的亲疏。

    浙江与上海地理上最接近的是嘉兴。但嘉兴与周边的苏州、杭州、无锡、宁波、绍兴比起来，还是弱了点。嘉兴、湖州以及北杭州古属于“吴”，而跨过钱塘江才是“越”。

    “吴”的核心区域就是狭义的江浙，而这必然包括浙江的湖嘉。浙省的吴地与苏省的吴地天然亲近，而与越地因钱江和杭州湾的阻隔而相对疏远。因为吴地属于浙江太少，更由于江苏的吴地太过显耀，于是浙江省向来以“越”自称。这不仅促成了江苏以“吴”自居而把吴越等同于广义的江浙，也影响到浙江的发展策略。

    烽烟不断的江浙间的竞争也影响到浙江的吴地的命运。从浙江省历来的发展策略和政策倾斜来说，湖嘉也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有边缘化的趋向。尽管不能完全归因于此，但多少与此有关却是无疑。因为苏南的吴地太正宗，因而不管从实惠上还是情感血缘上，“越”才是浙江的灵魂。在1990年代的浙江省区域发展讨论中，曾经认定地区的发展极有可能黑洞似地吸光周边资源，进而认为如果任凭上海的中心地位，必然会把浙江的资源吸走而让浙江空壳化。在这个背景下，浙江省的政策制定和基础设施建设明显地偏向了越地的宁绍而冷落了吴地的湖嘉。

    1990年代以后，江苏的苏州奉行“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的方针，主动融入上海，做好错位发展的文章。而浙江及宁波则竭力疑惧作为区域中心的上海会无底洞般吸走本属于浙地的资源，由此对上海尽量做出敬而远之的姿态，把打造杭甬经济轴作为浙江的主要对策。于是在江苏抓住浦东开发，甘愿与上海合作，换来外资蜂拥而入时，浙江却竭力与上海争夺，尽量拖滞合作。虽然当时的上海市委黄菊书记来自嘉兴，但当上海将沪杭高速修到嘉善路口多年时，浙江的杭沪高速段还是纹丝不动。浙江把精力集中到北仑港和杭甬高速的建设上。这一政策导向有着高深的野心，却暂时给浙江带来了负面影响，拖缓了浙江引资的幅度和力度。结果是人才产量和投资环境不逊苏州的宁波，在外资这一块无法不向苏州俯首称臣。然而这种格局最终对两地的影响却祸福难料。因为在江苏希冀外资时，宁波浙江民企乘机兴旺，自有品牌林立，这乃一笔无形的竞争后劲。但外资蜂拥而入，GDP总量迅速膨胀的苏州，在苏、甬两地的争夺中，虽不是全胜，也略占上风。但在苏州尚无暇休整时，优势互转的危机已经暗流涌动。

    13%的上海家庭来自宁波，陈良宇、韩正两位上海大员是宁波籍。杭州湾大桥已经动工，雅戈尔、罗蒙、洛兹、太平鸟、奥克斯等优势品牌的效益和本地企业家群体的强势，北仑港的第一深水良港的地位，等等，特别是杭州湾大桥的兴建，将会使宁波和绍兴的优势无限放大。而苏州则面临土地储量枯竭，内部造血功能欠缺，劳动力成本上升，居民生活水平改善乏力，强势政府的弊端，内部行政区离心倾向加剧等诸多不足。这种后劲不足的缺憾是摆在苏州面前的巨大危险。对于90年代初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在刹那间优劣互转的危机可能重现的恐惧，像悬在苏州、江苏面前晃悠的利剑在乡镇企业神话破灭之后，因苏南地理优势而勉强撑起的江苏繁荣，将会因宁波浙江的加剧竞争而凶兆毕现。倘若国际资本断流的迹象一旦出现，与浙江相比失去优势的江苏经济增速将遭受毁灭性的打击，整个社会发展也会出现根源性的危机，包括“两个率先”在内必将成为空话。而这可能就以杭州湾大桥的开工为起点。

    在所有人都开始相信宁波人修建杭州湾大桥是为了与上海接轨，与正宗的长三角联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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