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提出需要改变人口构成的不尽合理之处。主张“今后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过程中，需要对现有消费人口中的一部分采取逐步转业、就业或迁移等措施。这样，既可使人口的组成逐渐趋向合理，也可相对地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11]

同时，估计今后人口增加的因素会有一些变化。如中央一级机关精简以后，虽然还可能再增设一些新的机构，但干部可能不会像以往几年那样大量增加；基本建设职工由于劳动效率的提高，人数也不应再增加，或者还可能减少一些；工业和高等学校原发展，是今后北京市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但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工业和高等学校建设的规模不会很大，同时还考虑有一些多余的劳动力可供利用，所以如能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人口的增长速度估计比以往几年能够慢一些。根据这些预测，认为在此后15年，即到七十年代初可以将北京市城市人口控制在350万左右。这一数字不包括京西矿区、长辛店等规划区外工矿区的人口、流动人口和郊区农业人口。如果在此后15年间郊区的行政区划没有变动，假定农业人口按65万人计算(1954年底有53万人)，规划区外的工矿区人口按20万人计算(1954年底有15万人)，城市流动人口按15万人计算(1954年底有15万人)，则规划区内外的人口总数估计可达到450万人左右。[12]
六、启示

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回顾建国初期的这段历史，缅怀新中国首都建设的先驱们在城市规划中的作为，以下启示至今仍是很有意义的：

1.城市建设必须认真制定与严格实施整体规划。城市规划不是主观任意的构想，而是受客观规律约束支配的。新中国建立初始，从战火硝烟与农村根据地走进北平(北京)的革命者，虚心向国内外专家求教。确立了制定城市规划、实施城市规划、按照城市规划建设首都的指导思想。这与20世纪中叶，各国的城市化进程由盲目无序转变为自觉有序，由土地投机为主导转变为政府控制的合理规划----这一世界潮流是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在城市投资、建设多元化，注重城市开发经营的今日，加强城市规划工作，强调城市规划的科学性；特别是规划一旦制定，就要严格实施，避免主观随意性等等。其难度加大了，意义也更大了。

2.城市规划要因地制宜，发挥城市综合功能。为了实现使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摆脱一百年来落后挨打的夙愿，为了集中资金恢复和发展生产，当时曾以“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作为改造首都的指导方针。在大力启动内需的今日看来，将消费与生产对立起来，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均不妥当。而且对于首都是否一定是“生产城市”，今天已经有许多不同看法。首都的功能更主要的不在于直接的物质生产。在城市规划中，需考虑其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综合功能；更需注重城市人居环境，将基础设施中的技术内容（资源发展、环境保护、污染防治等）与艺术内容（大众行为、环境形象、精神文明等）应融为一体来考虑。尽管当年受历史局限，曾经将消费与生产对立起来，但是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条件下，先人对于保护历史文物、改善首都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等诸多方面，尚给予了综合考虑，力图统筹解决。在新时期的城市规划中，我们对发挥首都的综合功能，在规划中更应有所作为。

3.城市规划要认真顾及人与环境、自然资源的关系。经济建设是城市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但又受地域空间和各种自然条件的制约。城市市区规模是城市规划的核心和关键。水资源作为人类生存的生命线，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在城市规划中，人们不能不认真考虑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当年官厅水库及其引水工程的兴建，是在北京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的事情。时至今日，水、土地、空气等资源环境已越来越突出地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大问题了。为了更好地调整与优化城市资源配置结构，首先要集约用地。要改变急功近利的观念，从大局着眼，从长远着眼，杜绝越权审批、贪大求全、乱占土地的建设项目；加强能源技术开发及其成果转化，减少废弃物排放量；加强水资源管理及其合理开发利用，解决北方城市存在的水资源严重匮乏问题。为此，在规划中，要努力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大力开发净水新技术，使水资源得到新的补充。并且确定城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思路，培育和促进城市中新兴产业的发展。加速工业结构生态化建设。

最后，历史的回味告诉我们：规划不是制定终极状态的蓝图，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是一种对城市的不断地认识、控制和管理的过程，以便不断追求正确的发展方向和发展步骤。北京是千年古都，是遵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按照详细的城市规划，逐步建立起来的一座伟大的城市。梁思成称之为“世界都市计划的无比的杰作”。同时，北京又是一个年轻的城市，北京作为有12亿人口的中国首都，目前正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向国际性大都市迈进。今日，首都的发展迫使我们改变过去规划思想及设计思想，从单纯的物质建设、政治需要、观赏艺术转变为追求人与大自然和谐统一及满足人的多方面要求的综合场所。在科技迅速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今城市规划已采用了许多复杂的新技术，如系统科学、运筹学、投入产出技术、电子计算机和遥感遥测等。这必然使首都城市规划不断完善，使古老的北京与现代化同步，使未来的北京更加兴旺发达。
注释

[1] 北平市秘书厅编印：北平市政报第4号，1949年8月1日。

[2] 刘秀峰：大力加强基本建设工作的领导，1952年10月30日。

[3] 《北京市政报》第2卷第3期。

[4] 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改进北京市房屋建筑问题的意见，1954年11月23日。

[5] 齐燕铭整理：国家计委党组、国家建委党组座谈改进北京市房屋建筑问题的意见，1954年12月22日。

[6] 《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第17、2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217-221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8] 《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和建筑业卷》，第596-597页，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89年版。

[9] 傅守彬：中国城市建设切莫走入误区，载1999年3月11日《经济日报》。

[10] 参见《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基本建设投资与建筑业卷》第638页。

[11] 国家计委党组、国家建委党组关于首都人口规模问题的请示，1955年12月12日。

[12] 1970年北京市总人口770万人，1978年北京市总人口87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93万人，非农业人口479万人，据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编：《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国家统计局编：《改革开放17年的中国地区经济》(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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