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行政中心设于西郊新市区。结果将行政中心设于原城区以内的意见占了上风。这种主张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一些：

1． 可以充分继承以往的设施。认为北京城经六百余年之建设，一切街道、园林、河道、宫殿等已经成为具有相当规模足以代表中国风格的国际有名城市，并已具有城市各种生产必需的设备(如电、上下水道、剧院……)。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建设，既有利于保存和改造原有设备，又便于充分发挥其作用。

2． 可以节省建设经费。据苏联专家的经验，城市建设的经费中，房屋建筑玷50%，基础设施----当时称“一切生活必需的设备”占50%，如果因新建房屋而拆除旧房，其损失亦不超过全部建设费的20-30%。因此，如果放弃原有城区于郊外建设新的行政中心，除房屋建筑外还需要进行一切生活必须设备，经费要大量增加。

3． 有利于行政中心的迅速完善和使用。限于时间与经费，新建行政中心区一切园林、河湖、纪念物等环境与风景之布置，将不可能与现有城区一切优良条件相比拟；而且新的房屋建筑必须于一切基础设施新建完成后才能使用。

4． 可以避免旧城区荒废。受人力、物力、财力等条件的限制，建设新市区势必难以新旧兼顾，将造成旧城区的荒废。

5． 首都需要集中一切可以积累的资本于工业。根据中央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方针，首都建设应以发展工业为最中心的任务，要积累一切可以积累的资本投资于工业，必须以最经济的方法进行行政中心建设，以最经济的方法使北京更加美丽和现代化。[8]

综上所述，将行政中心设于原市区，最基本的原因是出于经济考虑，即运用尽可能少的城市建设资金，在发挥城市市政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将积累的资金用于工业；同时在保护世界最大规模的宫殿群的基础上在可能的条件下兼顾旧城区的保护。当时处于下风的不同意见则借鉴国内外保存古都的经验主张旧市区原封不动，将行政中心移往新辟市区，在北京西郊再建一个新北京。梁思成先生也曾设想：旧北京之外，再建一新北京，状如哑铃两个中心。中间用地铁高速路连接。这些设想当时未被采纳。而当年设想的新北京，今日也已成为北京的市区。

这一争议的结果决定了北京市50年的建设。今天，北京已经成为面积、人口均较建国初期发展了十倍以上的国际大都市，同时又是世界历史名城之一，行政中心仍位于原市区。回顾当初的争议，我们不能不钦佩先人对古城、对新生的共和国的高度责任感。今日，人们对古都的建设增加了许多新的视角，视野宽阔多了。如旅游、环境、土地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等。中国政治中心的定位与首都经济建设规划的关系也大大不同于建国初期了。对此，我们既要尊重历史的选择，又要探索现代化的需求。在未来的21世纪，将首都北京建成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

三、 解决首都水资源问题

世界大国首都及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古都如西安、洛阳、开封等都靠大江大河而建。北京没有可依靠的大江大河，但清朝末1911年只有76万人，面积只有今日二环路围起来那么大，仅用地下水就够了。[9]随着人口增多，北京缺水的情况越来越严重。50年代初这个问题已露端倪。当时尽管北京附近有着永定河和潮白河两大水系，但是由于两大水脉的水流季节性很强，没有水库蓄存，无法利用。整个市内河湖水系全部依赖玉泉山的泉水水源。其流量只有0.7-1个秒立方米。而市内的自来水则完全依靠地下水提供，其总供水量只有1-2个秒立方米。每逢夏季，自来水已感压力不足。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工业的发展，缺水问题越来越严重。

50年代初中苏两国协议中，确定由苏联派遣专家来中国帮助解决总体利用水力资源的规划勘测工作，其中包括永定河的根本治理和流域开发。永定河虽然沿北京西部流过，但季节性强，雨季洪水成灾，旱季近乎断流，难以利用。治理永定河的重点是在其上游建设官厅水库。该水库控制永定河全流域的95%，建设目的包括防洪、蓄水、发电、供给首都工业与生活用水，并适当地发展灌溉与航运。其主要工程含拦河坝、输水道和溢洪道三项建筑。总投资3564万元(不包括移民及交通改线等费用)。1951年9月，国家批准了官厅水库工程的初步计划；1951年11月水库工程正式开工；1954年7月竣工验收，交予中央水利部工程管理局官厅水库管理处接管。

官厅水库的竣工，为引永定河水进入北京创造了条件，使北京市不需要很大的投资和进行复杂艰巨的工程就可以把永定河水引入北京。这不仅能够缓解首都缺水的严重困难，还有助于把护城河和各小河沟的污水冲洗出去，减少首都的污染。1954年，北京市将引永定河水入京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市政建设的重要工作，由水利部和北京市设计院共同设计，于1954年9月将计划任务书报送国家计委。国家建委于1955年12月31日批示该项工程设计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审批。

此举为永定河水系比较丰富的水资源得以蓄存，并可能引进北京，对于此后近半个世纪缓解北京缺水危机，使首都具备基本生存条件，在20世纪的后半叶日益繁荣兴旺奠定了基础。其难以估价的巨大作用还将跨越世纪之交，在21世纪继续展现。


四、有重点地进行市政建设，多方集资建设住宅
首都的市政设施与房屋住宅，长期处于供给远远不敷需求的状态。在建国初期资金短绌却又百废俱兴的形势下尤为突出。1951年，北京城区有房屋约百万间，其中机关、部队即住用22万间，尚感紧张。以至存在严重的房荒。有些房屋的买卖价格，已超过建筑价格，新租房屋的租金不断提高，低薪人员新租房屋的租金有的已占薪资40%以上，一般市民苦于无处找房。

中共北京市委、市政府面对这一难题，通过调查研究，决定一方面将有限资金进行重点市政建设；另一方面多方集资建设住宅。后者的办法为组织公私合营的房屋公司，在1951年一年内修建房屋1-2万间，卖给机关或租与工人及公教人员居住。预计集资1000万元，资金来源由市财政开支、人民银行投资及私人入股三方面来解决。为了于吸收私人资金，要使投资者能够得到合理的利润，并允许自由退股。并于1950年组织各区房屋修缮委员会，当年修缮房屋8000间，调整私房租，以保护房客利益并使房东能够修缮房屋。为了保证这样大规模的修建计划贯彻执行，由北京市组织建筑公司，统一计划，统一采购，派得力党员干部监督建筑及修缮，以免包工才偷工减料。

由于各大城市严重缺房是一个相当普遍的问题。中共中央对北京市委所提组织公私合营的房产公司，修建房屋解决房荒的计划十分赞赏，并将北京市的经验批转各地仿行。[10]


五、关于首都人口发展规模问题

都市建设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发展规模问题，它与人口发展规模有密切联系。

1949年初，北京全市人口约200万人，至1954年底已增至335万人，在近5年时间中，增长了67.5%。人口迅速增长的原因有三方面：一是中央一级机关的建立和扩大，1954年底包括军事机关与军事学校已达22.6万人；二是基本建设规模的扩大，1954年底基本建设职工已达18.2万人；三是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以及高等学校的发展。

除去郊区农业人口和流动人口外，在335万城市常住人口中，城市常住人口约267万人。其中工交建筑业职工、高校师生约占20%左右，服务业职工约占25%左右，被抚养人口约占55%左右。

1955年中，北京市聘请了8名苏联城市建设专家来京工作。按照苏联的经验，城市人口分为基本人口、服务人口和被抚养人口三类。其中基本人口指现代工业职工、建筑业和对外交通运输业职工、中央一级机关工作人员、高等学校师生员工等。大城市的基本人口应占百分之三十或百分之三十以上，其余为消费人口。也就是说，服务业与被抚养人口要降至70%以下。

对于苏联城市人口构成的经验，国家计委、建委与北京市的意见均认为不能完全照搬，但又可资借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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