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劳动力又增加了715万人，同期农业减少了487万人，工业由于产值增长加快，吸纳了224万人，其余新增和农业转移出的劳动力共978人仍然转入了建筑与服务业，而这两个产业部门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并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0?1个百分点。
只占总产出20％的产业部门，连续8年吸纳了100％的新增劳动力和农业、工业部门排斥出的劳动力，这种就业结构是畸形的，在这些产业内部的就业情况也必定是不充分的，就是如此，还伴随着失业率上升的现象。如果已经有超过8千万人在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工作，还有8百万人口已经失去了工作，那么就是在非农经济领域，已经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劳动人口，不能够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考虑到农业部门的落后情况，不能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劳动人口就可能已经超过了一半。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这种情况如果持续下去，肯定会成为社会动荡的起因，经济增长速度再高也会没有意义，因为对超过一半的社会劳动者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收入的增长日益落后于全社会的经济增长，甚至是净减少。(www.yypl.net)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社会动荡的前景，也看到了已经不能用单纯促进经济增长的办法来保稳定，因为现在已与80年代和90年代前半期不同，只要保持了一定水平的经济增长速度，就可以实现充分就业。所以有人提出，要从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入手来解决社会的稳定机制问题。但就是解决了新增失业人口的失业保障问题，解决了新增城镇低收入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问题，就能够解决只有20％的产业部门能吸纳劳动力这个结构失衡问题吗？
另一方面，中国之所以可以在世界范围内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是得益于大量流入的外资和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而能够形成这个良好趋势的重要原因，除了中国低工资的优势外，还因为中国的社会保障水平低，社保支出在产品成本中的比重微不足道，如果在中国的工业化远没有完成的时候就搞出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就会丢失，外资就会流向其他工资和社保成本低的地区。外资流入中国目前可以看到的最直接、也是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增加就业，如果因为提高社保水平而导致外资流入停滞，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会掉下来，就业就会更不充分，由此所形成的失业和居民收入问题，可能会比现在还严重。
所以，中国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不是中国的社保体系不健全，而是不能实现充分就业，这就必须解决只有20％的产业部门能够容纳就业的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推动城市化。
自改革开发初期中国就提出要调整经济结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已经成为共识，但还是说得多，作得少，始终没有大的动作。中国最大的结构矛盾是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错位，今年上半年，农业产值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占的比重已经下降到9％，但农业劳动力比重还占到50％。中国从产值比重的特征看已经是人均3000美元GDP的国家，但是从劳动力和农村人口比重看，还是典型的人均500美元以下国家的特征。产值比重代表社会供给能力，而劳动力比重则代表购买能力，如果社会的产出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国家的需求，而人口的主体还在农村，只能吸纳人均500美元的产出，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就始终面临着巨大的供求差距，这就是中国会面临长期通缩趋势的原因，也是中国只有在出口带动下才能实现经济较高增长的原因。这个大的结构矛盾不解决，用其他什么办法也难以化解由此产生的就业不足矛盾。为什么目前只有20％的产业部门能够吸纳劳动力？就是因为中国目前的高增长部门，都是面向出口的部门，和为满足只有10％的富裕家庭需求而生产的部门，这些部门高度集中在电子、机械、冶金、化工等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方面，这些产业在增长中只大量吸纳资金与技术而较少需要劳动力。
我国城乡人口的收入与消费支出差距大于3倍，城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高收入人口增加，而对刚刚进城的农民来说，最需要的是低档次的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如果有3亿农村人口进城，即中国的城市化率超过50％，中国的消费品生产就需要比现在增加2倍，这就是市场和经济增长。目前是城市有大量剩余资金，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从空间结构看是沿海有剩余资金而中、西部有剩余劳动力，有资金和劳动力就可以形成生产力，资金与劳动力不能完好结合是资源配置不合理，而解决资源配置不合理问题的关键，就是推进城市化。
农村人口进城，高收入人口增加不会提高工资成本，因为这是结构变化，不是人均工资上升，所以在中国推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不会导致丧失国际竞争力。
综上所述，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总的来说是朝向好的方面，但也有不少需要尽快解决的问题，需要许多大的战略举措。只要我们认清了经济运行的矛盾现实，就不会盲目乐观与悲观，也不会彷徨和犹豫，而是扎扎实实地去解决这些困难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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