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科学，告诉我们物体的特征和性质，如植物学和博物学等；二是实验科学，阐明事件如何发生以及说明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萨伊认为，政治经济学说明有关财富的事件是怎样发生，因而它成为实验科学的一个部分。正因如此，政治经济学要根据统计提供的事实，进一步指出这些事实的来源和后果，阐明它们之间的因果联系。而且，萨伊还认为，仅仅了解事实，不了解事实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没有多大用途的。事实上，没有一个荒谬理论或狂妄言论未曾援引事实来作说明，使政府当局往往受到迷惑的也正是事实。正因如此，早期的制度主义者米契尔认为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常常是未经检验的，即使检验也是表面的。他说：“如果我不总是回到观察中去，我就永远不会想到许多商业技能的丰富作用。即使我推导出商人将要做什么，可如果我不能对它加以验证，我还是宁信其无不信其有。”@

精通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两门学科的帕雷托就对基于理性的逻辑行为和基于非理性的非逻辑行为进行区分，并解释了经济学之所以选择逻辑行为分析路径的原因：对“非逻辑”行为进行科学分析要比对“逻辑”行为进行科学分析困难得多。例如，格拉诺福特也因在本科时阅读亨德特和匡特的《微观经济学》感到很枯燥以及阅读萨缪尔森的《经济学》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从而离开了数理经济学而转向社会经济学的研究。甚至贝克尔也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就觉得经济学太拘泥于形式了，并不能真正解决重大的社会问题，因而打算转向社会学；只是后来因阅读帕森斯的著作时又觉得太难了，因而对社会学失去了兴趣，并重新回到经济学。因此，帕雷托的这一说法也得到许多社会学家的共鸣。霍斯曼就说：“要素经济学非常侥幸地能够视制度为理所当然之物，就把更为艰难的解释任务留给了其他社会科学。之所以更为艰难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制度的进步快于他们对制度所作的研究的进步。” 其实，经济学出身的凡勃伦也指出，理性的“享乐计算”假定与既定制度环境假定相结合所产生的经济理论，除了详尽、严格地演绎“人对其身处（给定）环境的要求所作的理性反应”之外，什么内容也没有。因此，他主张从发生学的角度把制度演化当作“累积因果”的过程来分析，它的基础不是理性主义的计算，而是对物质环境和约束的逐渐适应。

关于基于定量的功能分析的意义，哈耶克也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哈耶克指出，“在假定为可计算的各种事物或统计数字中间寻找因果关系……我承认，这些因果关系有时也许可以指出某些模糊的或然性，但是它们肯定不能解释引起这种或然性的过程”；“然而，由于这种人为宏观经济学既可行又有用的谬见（它大量采用数学，因而肯定会打动那些对数学一窍不通的政客，它也确实是和出现在专业经济学家中间的魔术表演最为相似的东西，这也鼓励了那种谬见），因此许多支配着当前的政府和政治的意见，仍旧是以对价值和价格之类的经济现象的幼稚解释为基础，这种解释徒劳地想把他们当作与人的知识和目标无关的‘客观’现象”。结果，正是由于“在市场过程的数学分析中沾染的一些习惯，甚至经常让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迷失方向。”⑩事实上，定量分析往往适用于关联因素比较少的场合，而无法适用于对复杂的社会协作系统的分析，因为在这种协作系统中，往往存在蝴蝶效应，任何一个小的因素都可能引起系统内的连锁反应，而定量分析根本无法考虑所有因素，甚至也无法找出主要因素。正如哈耶克所说：“那种探索定量关系的路径，在解释两个变量或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方面确实是十分有效的。但是，我们现在却没有理由相信那种探求定量关系的路径也能够对我们解释自我维续的结构大有助益。”譬如，定量分析就很难解释分工的扩展以及分工效率的根源，而这必须深入挖掘分工内在的协调机制的演化以及影响协调机制演化的因素。所以，哈耶克强调：“大多数经济学家在今天仍然热衷于使用的那些统计测量数字，或许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是颇具意义的。但是，对于从理论上解释那些自我维续的模式来说，这种量的资料却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正如我们所知，当人体生物学所侧重解释的恰恰是那些碰巧被拿到解剖室里的不同人的人体器官的不同尺寸和现状的时候，上述那种量的数据对于这种人体生物学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显见不争的是，这些数值与这种系统所具有的功能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关系。”

五、简短结语

自从斯密基于“看不见的手”原理集中研究人的最大化行为之后，新古典经济学就进一步在维护既定市场制度和进行均衡分析的前提下发展和壮大了功能主义的分析路径。这种功能主义的分析思路在供求的框架下分析社会制度的成因，并且把这种制度视为合理的。同时，它又根据成本一收益来分析每一个供求行为，把人类所有的行为动机都归结为利益一项，而忽视了人类进化中复杂多样的其他因素，从而逐渐走上了形式主义的分析道路。事实上，“市场机制及均衡的有关命题经过边际革命的冲击、瓦尔拉斯的修缮、希克斯的‘重新挖掘’到阿罗一德布鲁德一般均衡体系的创立，已经形成了一脉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这样，主流经济学基于功能主义哲学观开始集中分析各经济事物的数量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在强调积极数量关系的时候，往往抛弃了因果来解释经济现象，进而发展到完全用经济现象的函数关系来代替因果关系，如需求量和价格与收入的函数关系D=f(P，Y)。因此，尽管功能主义分析提供了一些社会现象之间的数字联系，但提供的往往是一幅高度静止的画面，无法揭示其内在的原因或机理，而是限于形式主义的逻辑上。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在理性经济人、完全信息、完全理性、单一因果链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水晶球”般的理论结构，它好看但并没有什么实际用途，也经不起外来的重力冲击。例如，按照经济学的功能主义解释，印度教之所以禁吃牛肉是因为牛是一种资源而应当受到保护。但是，这显然无法解释印度的一些非印度教徒面对相同的生态和经济条件却对牛肉吃得津津有味， 同时，也无法说明在牛口数占人口一半的现在印度人为什么还是照样崇拜牛。再如，根据简单的功能主义解释，男人应该把胡须剃掉，因为吃饭不必用胡须。但是，黄有光却指出，他留胡须未必是用来吃饭的，可能是要增加他的男性魅力。所以，哈耶克认为，经济学中的形式性的均衡分析实质上就是由同义反复的说法构成的，并且质疑道：“形式性的经济学分析究竟在何种程度上传达了有关现实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知识”？@正因为现代经济学过于注重功能分析的倾向以及功能分析中的形式化取向存在明显的解释和应用缺陷，这就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而缓解这种弊端乃至最终克服它的基本途径就是，重新从古典经济学以及奥地利学派的因果分析中汲取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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