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涉及了心理、文化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而不仅仅是经济这一单因素。再如，麦肯齐和塔洛克在《经济学的新世界》中写道：“只有人类才会同情一个周身都有毛病的人的死……然而这种由多种疾病引起的死亡可以表明，这个死者比仅死于心脏衰竭而身体其他器官都完全正常的人更彻底地享受了生活……如果一个人死亡时各个器官都有毛病，这可以表明此人为追求效用已充分利用了他的器官的资本资产。” 这种分析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它已把人完全当成商品了而忘却了人的情感。所以，粟本慎一郎指出，这种只把经济制度抽象出来而丢弃了交织期间的“非经济性”的要素的研究，是根本无法切近经济的本质，也根本无法切近“人”的行为。

正是由于这种形式主义分析的极端推广，现代经济学往往会得出有悖人情的结论。例如，贝克尔认为，人们之所以决定结婚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他结婚所带来的益处的预期超过他对单身汉的保持或者另外寻求一个更合适的伴侣所带来的益处的预期。而且，有的结论甚至完全背离了人类道德，但经济学却要给予所谓的理性分析将它合理化。例如，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中甚至建议说，如果纳粹德国要摆脱犹太人，他们完全可以在财富最大化的体系中采取赎买的方式实现，而这种方式的交易成本较低。他的解释是：如果社区中火葬场因其提示周围居民死亡的存在而使他们不快，从而使地价贬值，火葬场应视为一种妨碍；犹太人或者黑人在一个社区的存在，也会使周围居民为之不快而致使地价贬值，其贬值的影响大于坚持居住在白人社区中少数民族成员愿意支付的价额。因此，在这种情形下，一定形式的种族隔离将使得财富最大化。这里，竞可以得出荒谬不堪的结论：种族隔离是合理的社会最大化方式！事实上，正是在这样一个形式主义的僵化程序之规制下，一个不拥有全国选票多数的共和党候选人反而可以赢得总统选举，如2000年度小布什尽管获得的选票远少于多尔但却因选举人票稍多而当选为美国总统；一个见义勇为者却可能被视为具有犯罪嫌疑，如南京的彭宇将被车撞伤的徐老太送医院治疗却被诬是撞人者而遭到索赔4.5万元。

四、功能分析的形式化弊病之反思

上面分析表明，功能主义的分析促使主流经济学把实证分析和伦理判断结合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为现状进行辩护的学说，并为社会的现实存在寻找合理性依据。当然，这种辩护取向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独有，而是与功能主义的哲学观密切相关，从而也是西方学说的一般特质。事实上，即使早期的历史学派和制度学派努力遵循历史主义的分析框架，但它们往往也只是在挖掘一些材料，其“实际结果却是和抽象地分析学派相同的：把现存的东西当作应该有的东西的规范来加以接受”。 究其原冈，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在20世纪初乃至更早时期就出现了。二战后以帕森斯和默顿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得到迅速崛起和传播。正因如此，美国的社会科学日益侧重于研究社会运行和社会发展中的平衡，主张社会的稳定和整合，从而也就日趋保守。显然，社会科学的这种发展深深地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主流经济学逐渐走上了基于功能分析的形式主义道路，并把人类的行为都看成是基于简单的享乐主义计算的逐利行为。其基本思想就是：最优或有效解客观上可以定义，它只是个计算问题。但显然，这种分析把人类行为的解释约束在最狭窄的精神方面：一者，它忽视了传统主义的广阔领域；二者，它也忽视了道德方面的考虑。然而，尽管主流经济学的功能化分析常常显得肤浅而片面，甚至还得出了荒谬的结论。但是，由于这种形式主义的分析可以增强论述的严格性以及处理上的方便性，经济学家们往往不会心甘情愿地放弃他们工具箱中的主要工具，尽管近来已经开始强调过程而反对终局性的哲学思考？

不过，尽管现代主流经济学家普遍接受这种简单化的分析范式，但作为一个关注社会现实的学者，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理论的形式化并不意味着理论的精确化。例如，卢瑟福就指出，尽管形式主义分析“消除了自然语言的模糊性，但代价是失去了自然语言的丰富性和启发性”。回米塞斯也强调，“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方法，计量经济学是数字的天真游戏，无助于说明任何经济的现实问题。”⑩事实上，一些学者已经对日前流行的数学化发展路径提出了深刻的反思。例如，西蒙就说，目前的“实证”性理论体系，其数学上的优美和典雅可以和物理学的最好理论相媲美，典型例子如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及其现代版本，表现在舒尔茨、萨缪尔森、希克斯、阿罗、赫维茨、德布鲁、马林沃德等的理论中；但是，这一研究工作中一些更为精练的部分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相关性可能也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质疑。究其原因，这些人与其说关注经济学的致用性，不如说是在象牙塔里构建精巧游戏。西蒙写道：“也许这些智慧高峰中的一些已经得到攀登的原因仅仅就是它们在那——是因为攀登它们的纯粹挑战和乐趣。（尽管）这正是任何人类科学或艺术的努力中理所应当的。然而，不考虑攀登者的动机，也不考虑现实世界的现实，毫无疑问实证政治经济学的定形受到为基本公共问题提出建议的经济政策需求的强烈影响。” 正因如此，迪·阿莱斯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谈论的是不相干的问题，是为形式主义而形式主义。”

正是由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因过分注重功能分析而引发的形式主义倾向，使得强调人类互动理性的主流博弈理论的分析思维也变得僵化，逐渐蜕变为了一种具有形式分析能力的数学工具，主流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它的形式主义运用来重写经济学。事实上，博弈论本质上不仅是一种数学工具，更是一种分析思维：它要求考虑其他人的行为互动；显然，这就必须引入心理的分析，而心理的产生则来自于社会环境。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作为思想的博弈论要立基于人类的交往理性之上，要分析人类理性的内涵，而这必然会对主流经济学中基于工具理性的逻辑分析形成根本性挑战，并引导着人们彻底重新认识经济世界和人们的经济行为。但不幸的是，主流博弈论不但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硬核——“经济人假设”，而且在分析上也继承了自然主义的范式；结果，它不但失去了其应有的生气，而且使得经济学研究达到了形式化的顶峰。布劳格写道：“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的错误是大多数博弈论，也就是‘形式主义’的错误。注意，‘形式主义’或‘形式化’、‘数学化’并不是一回事，因为精确地甚至公理化地表达一个理论而同时又不必退化为‘形式主义’是可能的。‘形式主义’仅仅意味着对模型的形式结构给予最高的优先权而不考虑它的内容。它将严密性和精确性置于优先于相关性的地位，将分析的简练性和逻辑连贯性置于优先于实际的含义的地位。它制造了一个理论偶像并且嘲弄了对真实世界的庸俗的呼吁……这种作法的最终目标是为了提供一个富于美感的优美定理，是为了完成我们已经构造好的学术性的联系，因为凭借现有的分析方法它们已经可以解决了，而不是向我们提供具体的对可观察行为的洞察力。”@

一般来说，性质不同的学科针对其研究对象所采用的分析方法往往是相差很大的：涉及简单、少数变量的自然现象的研究可以通过剖析数字之间的关系而进行功能性分析，而具有复杂多变影响因素的社会现象则往往倾向于采用剖析作用机理的因果性分析。事实上，古典时期的萨伊就将科学分为两类：一是叙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