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及人力资本储备;总体经济增长快;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配套产业;自由化的FDI开放政策;政治社会稳定等。根据商务部研究院对《商业周刊》全球1 000强企业为主,覆盖欧美日韩等国以及台港地区的跨国企业的调查发现,跨国公司未来扩大对华投资的关键因素在于中国各产业的市场规模和高增长率。此外,政策因素、集聚效应、劳动力成本因素都是推动跨国公司未来三年内扩大对华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中国政府切实履行人世承诺、各种限制进一步取消及过渡时期的结束,中国将达到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为外商扩大在华投资领域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与环境。比如在本次调查中,许多跨国公司表示,中国放开商业流通领域后将介入产品零售终端,这必将带动流通企业对华投资增长。部分产品供应行业在特定地区的聚集对行业的规模扩张起到了积极作用,形成了吸引其他供应商、成品制造商进入该地区的良性循环。由于产业上下游配套完备,使制造企业能够更方便地进行对华业务整合运营,这也令中国市场在跨国企业眼中更具吸引力。中国拥有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中国劳动力成本不到巴西和墨西哥的1/3,与印度持平。该要素对寻求效率与成本的外商投资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另一方面是因为,大量的跨国公司在经历进入阶段的“介入性投资”(象征性地与中国国内企业共同出资,参股比例较低,不占经营主导权)后,都相继进入“整备期”,开始步入“收获期”,对华投资目标转型成为利用资金、网络、信息等综合优势,提高出资比例。为确保经营利益,在投资整备期跨国公司的独资、控股、实质性投资在对华投资中的比例将势必增加。而所有这些进程,并不会因为税收政策的调整而终止。根据商务部研究院的相关调查统计,82%的跨国公司未来将继续扩大对华投资,无论是生产、销售、技术开发的投资规模与速度,都在逐步提高;调查显示35%的跨国公司处于投资整备阶段,并计划开展新一轮对华投资。 对大型的跨国公司而言,实施国际战略远比关注较低的税收风险重要得多。税收可能在小型跨国公司的成本结构中占据重要角色,因为小型公司没有财务和人力资本能力来发展成熟的避税策略,也缺乏关联企业间较频繁的大宗关联交易。而对大型跨国公司而言,税收风险一般可通过内部转让定价在国际间轻易化解,较宜为跨国公司所内部化。尽管外企逃避税已经引起我国国家税务总局的关注,并正在加强涉外税收管理,加大反避税力度。采取诸如积极推行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预约定价管理制度、推进联合税务审计、加强国际税收情报交换、提高跨国税源监管能力、强化涉外企业和外籍个人所得税日常管理等措施。但鉴于国际避税的隐蔽性强,手段较多,打击国际避税是一项长期复杂的工作。据专家估计,跨国公司每年在我国的避税高达300亿元以上。因此,大型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过程中,必然会把重点放在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战略利益因素方面,税收政策并不是充分条件。 如果我们把FDI的流动分为市场导向型和资源导向型,则大部分发达国家之间的投资和发达国家对新兴市场的投资都可以归纳为这两种类型。市场导向型投资多倾向于长期投资,并不注重短时期的经营成本,因为这些成本(包括税收带来的经营成本)对东道国以及进入同一市场的其他跨国公司来说是同一无二的,并不会因此削弱其与其他竞争对手在同一市场上的竞争力比拼。事实上,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的国际税收竞争,已使我国的FDI税收优惠政策的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据经合组织的统计数据,从1986-2000年,26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最高公司所得税率平均下降了9个百分点,由41%下降到32%,而美国则下降了11个百分点,由46%降到35%。如果将地方税率也考虑进去的话,那么从1996年到2002年,30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最高公司所得税率平均下调了6个百分点,由37.6%下降到31.4%。我国周边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韩国等国家也将其公司所得税率降到了28%-35%之间。 最新研究结果已经表明,基于产业集聚的社会经济网络优势正在成为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联合国跨国公司中心在2001年发表的《世界投资报告》””中,也首次明确提出产业集聚优势将超过传统的低成本优势,成为吸引FDI的主导力量。东道国只有将吸引投资者的目标定位在产业集聚层面上,把区位优势与外国投资者的需求结合起来,才能适应跨国公司的经营战略由注重资源、效率和市场的横向战略向寻求“协同效应”的纵向战略的转变。 很显然,当今FDI在国际间的流动,既受到诸如市场潜力因素(一个潜在巨大的市场对吸引外资具有重要的作用)、政局和法律因素、要素禀赋等比较优势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源禀赋等)的影响。从发展规律来看,这些因素对吸引外资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也受到成本和激励因素(包括地理优势节约运输成本)或是当地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的影响。目前来看,政府的优惠政策在吸引FDI方面的作用正呈不断弱化的趋势。更受到一国区域内部的集群因素的影响。东道国特定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对FDI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它使东道国在吸引FDI方面具有持续的竞争优势。尽管这些因素的影响力的大小尚无法准确做出判断。但正如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威勒和莫迪进行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实现一体化扩张的过程中,最关心的因素为基础设施、现有外资状况、工业化程度和市场容量等,而不是优惠政策。FDI流动既是跨国公司以全球市场、资源和风险的配置为主的需要,更是全球生产链向欠发达国家延伸的必然结果。在过渡期即将结束的当口,尽快统一内外所得税制时不我待。过分夸大税收优惠政策对FDI的吸引效应,只会坐失良机,其负面效应无疑将进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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