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落,其关键是防止投资的大起。整体经济的大起大落,往往肇因于投资的过度扩张。投资扩张的规律,首先是引起投资品需求的扩张,继而引起消费品需求的扩张,再进而随着完工投产导致生产能力和产品供应的扩张。因此,物价走势的轨迹,也是投资品和生产资料先涨,消费品次涨,终而因供大于求导致双双下跌。一般说来,投资需求并不都是对设备材料等生产资料的需求,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直接通过职工工资转化为消费资料的需求,又有一部分间接通过提供投资工程以设备材料等部门职工工资再转化为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如此类推,投资需求中就有相当比例要转化为消费需求。根据经验数据,这一比例为40%左右。
我国本轮物价上涨趋势也是上游投资品价格涨幅先于高于下游消费品。按照通例,下游最终消费品上涨滞后期约为半年到一年。但我国此轮物价上涨,上游产品将涨价传递到下游产品不大顺畅。能源、原材料价格涨势迅猛,但对下游生活资料产品价格拉动作用较小。今年1—5月,与上年同期比的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上涨4.3%,其中生产资料产品价格上涨5.5%,生活资料产品价格上张1.1%。因此与过去相比,价格传递受阻因素颇多。首先,从大面上说,我国供给约束型经济转为需求约束型经济,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的大格局不能说已经改变,启动消费品需求还很费劲。目前除了煤电油运等少数商品和服务,绝大多数商品依然供过于求。商务部对今年上半年600种主要商品排队分析,供求基本平衡商品138种,占总数23%;供过于求商品462种,占77%;没有供不应求商品。其次,技术进步带来生产成本下降,商品价格随着下降,如手机、家电、汽车等就是这种情况。第三,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基尼系数提高到0.45以上,就业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教育、医疗、养老等支出预期加大等等,导致消费倾向下降。第四,由于关税减免、进口限制的放宽和取消,影响国内商品价格下降。第五,最终消费品多属竞争性行业产品,涨价也受限制等等。最终消费需求受到上述种种因素的限制,使得生产资料价格上涨难以向最终消费品传递。这是同上世纪80—90年代的通胀过程不同的。至于上游产品涨价能否通过成本推动向最终消费品涨价传递,也未必尽然,这里主要原因是新增投资的资本构成比例提高,劳动工资比例降低,就业增加困难,劳动工资涨不上去。通货膨胀的一个核心机制就是工资与物价的轮翻上涨,现在看不出有发生这种情况的迹象。因此现在离严重的通货膨胀还差一大截路。对此,还有一个证据,今年上半年居民消费品价格同比增长3.6%,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1.9%,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16.1%,物价上涨率远远低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是在居民收入承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对目前轻度通货膨胀不必过于紧张,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要对其发展有所警惕。从实际情况看,今年5月CPI同比已由4月的3.8%上升为4.4%,6月上升为5%;但5月比4月底环比降低0.1个百分点,6月比5月底环比降低0.7个百分点。这与去年“非典”影响二季度月环比CPI连续负增长,价格水平处于全年低点有关。去年的低基数将使今年二季度居民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幅度提高,而去年四季度物价翘尾因素又将使今年物价三、四季度不大可能上升。再从引起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主要因素粮食价格来看,随着支持农业政策的实施,耕种面积扩大等影响,夏秋粮增产希望较大,会一定程度减缓粮食涨价影响。随着秋粮收获,翘尾因素消失,以及生产资料价格逐步回落,今年下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有可能回落到3%以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前景不大可能。
总而言之,在消费品需求启动存在障碍的情况下,过一段时间后,一些部门的过度投资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又缺乏最终消费需求的支撑,形成过剩的生产能力,会导致通货紧缩的压力。因此,对新一轮投资扩张造成的产能过度膨胀要密切注意。通过投资规模的适当控制,我们既能遏止因投资膨胀而导致的投资品价格领先上涨,防止通胀苗头滋长于先,又能抑止过度建设造成的产能过剩,防止通紧趋势再现于后,实现双防的目的。
四、今年货币信贷的调控目标不低,实质上表明货币政策已是中性
现在宏观调控当局对于防止通货膨胀的压力很警惕,为此采取了收缩货币信贷和控制土地开发的一系列措施,是非常必要的,也开始收到明显成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逐步回落,今年上半年增长28.6%,比第一季度回落14.4个百分点。5月份市场价格涨势开始减缓,工业品出厂价格比4月份涨幅减少0.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5、6月份环比逐步下降;前几个月,价格上涨较快的钢材、部分有色金属和粮食等有的大幅下降,有的稳中趋降。钢材每吨平均降幅达千元左右。
今年货币供应目标增幅17%,信贷规模增长2.6万亿元,低于上年的货币增长20%,贷款增长2.8万亿的实际水平,有助于约束投资过度扩张,实现投资逐渐“软着陆”。去年以来,受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等影响,货币供应量和金融机构贷款增速呈过快增长势头,去年6月贷款增速23.2%,7月攀升到23.4%,8月达到23.9%的最高峰。为保持金融健康平稳运行,根据党中央、国务院部署,人民银行去年以来先后出台一些金融宏观调控措施,包括必要的窗口指导,发行央行票据,上调存款储备金率,再贷款、再贴现浮息,大量公开市场操作,等等。去年12月贷款增速已降到20.1%。今年6月末,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款同比增长16.7%,比上半年末减缓4.8个百分点,比一季度末减缓3.8个百分点,比上月末减缓2.3个百分点。但由于货币政策的时滞性及一些地方和企业对中央政策理解有所差异,再加上一季度新开工项目明显偏多,结果前几个月货币和信贷供应都高于预期的调控目标,到6月末,广义、狭义货币供应量同比增长均回落到16.2%,处于今年调控目标之内。需要指出的是,从今年的新增贷款和货币增长目标来看,速度是不低的。新增贷款2.6万亿是历史上新增贷款的第二高,增速也大体上高过了1997年以后实际的贷款增幅。因此从全年贷款的增幅来讲,仍然是适度的,可以保持国民经济适度增长水平,不是一个过度紧缩的政策。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认为,现在所称的“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实质上也是一个中性的宏观调控政策。目前来看,6月底已经达到今年货币信贷调控目标,也不宜进一步紧缩。从投资过于扩张部门收回的资金,应当用于充实投资不足的部门,及补充正常的流动资金需要,以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
五、中国经济发展中既有总量和结构的问题,也有体制和增长方式的问题
我在前面讲了,当前宏观经济问题虽然也有总量问题,但主要不是总量 问题而是结构问题。这是就“总量”和“结构”这一对范畴来说的。而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问题,不仅是经济结构问题,而且有经济体制问题和经济增长方式问题。
从结构上看,有第一、二、三产业关系不协调,城乡关系不协调,地区关系不协调,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个人收入关系不协调等等问题。一方面,一些行业、地区和部门扩张过快,投资过大,导致经济运行绷得过紧。但另一方面,还有相当多的地区、部门和行业偏冷,比如,农业、西部地区以及教育、卫生、环境保护等社会事业的投资还很不够,发展还比较滞后,这就决定了宏观调控不能“急刹车”、“一刀切”,要有保有压,有抑制有发展。既要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和盲目发展,又要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把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保护好、引导好、发挥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从体制上看,这次钢铁、水泥和铝的过快增长,有工业化、城镇化加速,消费升级,住宅、汽车等行业快速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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