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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的投资过少，上海、华北等老工业基地发展受到限制，辐射带动能力的增长缓慢。（4）一些地方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在三线建设时期，许多项目都布置在生态比较脆弱（如豫西、鄂西和湘西）的地区，且 “靠山、分散、隐蔽”。它们的建设带来了一定的环境生态问题。
2.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时期。这一时期实施的区域战略和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源空间配置效率，显著增强了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明显地提升了东部沿海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在东部沿海地区培育了若干区域性和全国性的经济增长极，加快了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有力地促进了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
同时，鼓励沿海地区率先发展战略也导致了一些不如人意的后果。突出的表现是地区差距持续扩大。1978-2000年，东部生产总值占全国的份额由44.1%上升到52.8%，中部的份额由21.8%下降到20.2%，西部的份额由20.1%下降到17.1%，东北的份额由13.9%下降到10.0%。同期，东部人均GDP与中部人均GDP的比值由1.69扩大到2.02，与西部的比值由1.85扩大到2.42；与东北的比值由0.84扩大到1.39。另外，政策的统一性受到影响。由于这一时期区域政策的实质和一般特征是在特定区域营造有别于其他地区的政策环境，以之吸引其他地区资金、人才和技术向特定地区聚集，促进特定地区的发展，各地区均把争取国家的优惠政策或在自身权限的范围内（甚至越权行事）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这导致了区域政策的细碎化，影响了区域政策整体效益的发挥。
3.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时期。虽然这一时期的区域战略和政策实施的时间还不够长，但是其正面效果开始显现。表现在：（1）区域差距扩大的势头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虽然东部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但是，东部与中部、西部和东北在增长速度上的差异呈现了缩小之势。2004年，东部的增长速度分别比中部、西部和东北高2.24、1.38和2.10个百分点；2005年，则只高1.64、1.06和0.98个百分点。（2）国家经济几何重心(经济几何重心是运用区域经济研究中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根据各省区的经济规模，计算出的空间上一个平衡点。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各地区经济规模的相对变化，这一平衡点将发生位移，其移动可以大体上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客观进程。)移动轨迹由南东向转向北西向。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以经济特区的设立和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为主要动力，珠江三角洲地区成为经济成长最快的地区，受此影响，我国经济几何重心向南偏西方向转移。1992年以后，以浦东开发开放为主要动力，长江三角洲地区成为经济成长最快的地区，受此影响，经济几何重心在继续快速南移的同时，逐步向东偏移。2000年以后，以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等三大战略的实施为主要动力，环渤海地区和中西部一些地区的发展加快，在这种背景下，经济几何重心在保持东移基本态势的同时，逐步向北向西延展。（3）地区专业化分工在不断深化，产业空间布局在不断调整。1999-2003年，20个制造业行业的空间集中度平均提高3.3%。（4）人与自然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如：2002-2006年，全国的森林覆盖率由16.55%提高到18.21%，提高了1.66个百分点(这一成就的取得与在西部大开发中实施的退耕还林工程密不可分。)。
可以预期，中国现在正在实施的以四大板块战略为主要内容的区域发展战略，在日后的区域经济发展中，仍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应当看到，仅有这些战略，并不足以保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现。首先，这些战略主要是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础上提出的，侧重于从抑制地区发展差距扩大方面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较少顾及各地区的发展定位、产业分工和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其次，这些战略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针对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特定的区域经济发展任务或区域经济问题，战略之间界限分明。在这些战略之上，缺乏更高位阶的具有统筹功能的战略，导致这些战略难以发挥相互配合、共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再次，与这些战略相配套的政策措施系统性不够（如较少顾及生态保护的利益补偿问题）、协调性不足，导致区域战略的目标难以完全实现。最后，这些战略是粗线条的，主要是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基础的，不便于区域战略和政策的细化和具体化。
二、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要求完善区域战略和政策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无论是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发展的目标和任务，还是发展的国际环境、制度背景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对区域经济运行产生程度不同的影响。其中，对区域经济运行有重要者，主要有如下四点：
第一，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社会公平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效率和公平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对基本矛盾。矛盾双方的关系不是亘古不变的，效率和公平孰重孰轻，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决定于因生产力的发展而引发的人们对两者关系看法的变化。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0年，我国的人均GNP只有290美元。按照当年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其人均GNP水平与低收入国家的上限值尚有120美元的差距。在这种背景下，“加快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由于那时我国新体制尚处于萌芽状态，旧体制时期的平均主义普遍存在，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如何尽快打破平均主义对于生产力发展的束缚。与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相适应，效率不仅被突出地强调，而且被置于公平之前。现在，一方面，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已非昔日可比。2006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2000美元，达到中低收入国家的中间水平。另一方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阶层差距的扩大业已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谐，人们对公平正义的诉求与日俱增。
第二，在20多年快速发展过程中被掩盖或被忽略的问题，如资源浪费、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等，日益暴露出来。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将会受到严重制约。鉴此，“十一五”规划在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方面提出了两个约束性指标，即五年之内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郑重提出：“‘十一五’规划提出这两个约束性指标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不能改变，必须坚定不移地去实现”。可以说，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正在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行动。
第三，在利益多元化的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也将变得日趋复杂。在计划经济时代，地方政府只是被动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关系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处理。然而，现在的地方政府不仅要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而且要更多地关注本地民众的利益诉求。与之同时，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 单纯的团结互助关系，而越来越呈现为“经济利益交换”关系。
第四，随着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越来越大。2005年，国家财政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1.9%，比1978年的40.3%下降28.4个百分点。显然，在未来的区域发展中，市场将是无可争辩的主导力量。然而，在新的体制之下，政府依然会掌握着干预区域经济运行的规模可观的经济资源和数量不少的政策工具。从经济资源来看，虽然中央掌控的相对量显著减少，但是中央掌控的绝对额却大幅度增长。1978-2005年，国家财政基本建设支出由452亿元增长到4041亿元，增长近8倍。从政策手段来看，虽然中央政府不再掌握直接干预企业运营的工具，但是中央政府依然可以运用产业政策、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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