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的社会投资需求，即基础设施，环境保护，教育科技，社会保障，国土整治，医疗卫生，国防公安，农村城市化等8 个方面，应该由政府进行基本投资，提高民间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吸引民间投资进入。投资成功需要政府非常高的威信和组织动员能力，必须以低成本的反腐败措施，迅速有效地解决腐败和暴富阶层没有合法性的问题。

　　二是农民需求，主要是住宅，教育，农用汽车和家用电器。

　　三是城市居民需求，主要是轿车和住宅。但是城乡居民的需求似乎难以启动。大家奇怪，老百姓为什么有钱不愿意花？银行里不是有60000 亿居民存款吗？中国经济的研究者们长期忽视和忌讳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有人根据公开的统计数字，说中国没有两极分化，他们没有计算隐蔽收入和灰色收入；有人因为缺乏数字就不去研究。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有少数人以非常不正当的手段实现了暴富，大多数居民手头仍旧比较紧张，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一直被忽视，或被掩盖，似乎谁去研究，就没有“实证性”，就有“否定改革开放”之嫌疑。

　　许多人估计，目前中国80 % 的银行存款，掌握在２０％的人手里，其余８０％的居民，只掌握大约２０％的存款------ 这个“20 ：80”格局，是一个两极分化的格局，足以引起我们警惕。

　　治病，必须对症下药。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着“20 ：80”格局，暴富阶层的消费已经饱和，由于没有合法性又不愿在国内投资，出现大批资本外逃。

　　国家投资很难带动民间投资，少数人的需求又带不动社会总需求。居民的即期收入并不太高，预期收入更不乐观；由于改革方向的偏差，其收益越来越多地被少数人所占有，而成本越来越多地由大多数人承担，居民预期支出增加超过了预期收入的增加，有限的收入要准备买房，治病，为子女交学费，直接抑制了消费。靠启动股票市场，可以为国有企业筹资，但是对消费刺激不会太大：牛市时大家只要赚了钱，就要再买股票；熊市时股票被“套”，有谁会“割肉消费”？进一步启动内需的政策，带有一定的社会收入分配的性质但是限制在增量方面，进行小幅度调整，如提高工资和对低收入阶层的补贴；进一步扩大消费信贷，由政府财政承担下岗工人的社会保障等。但是如果只限于从增量调整，肯定会增加财政赤字，最后转化成通货膨胀，使经济增长难以持续。因此需要从存量上调整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解决历史遗留的老职工没有社会保障的问题。

三．以国有资产存量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


　　以部分国有资产直接转化为社会保障基金加入股票市场，是我5 年以来多次提出的建议，至今没有被采纳。我的建议是：在我国企业改革中，我们必须对于受到损失的工人，给予适当的补偿。除去待业保险以外，最主要的是：要把过去计划经济下由国家财政集中起来的，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干部多年积累的退休金和医疗费，在建立社会医疗保险的过程中，一次性地予以承认和补偿。

　　按国际惯例，高工资里包括了医疗和住房部分，难怪美国和香港人要用一生积蓄的三分之一来买房子。退休金，是经国家立法，由政府，企业和个人按比例，每月存到保险公司的，一个人劳动40 年，按复利计算，可以储蓄一大笔钱为养老之用。保险公司亦作为投资机构，使这些资金保值增殖，从投资利润中按月偿付养老金。在我国长期实行低工资，这部分钱也是有的，只不过没有给个人和保险公司，而是由国家财政统一集中投资，形成了现有的国营企业。因此，按每个职工干部的工龄，解决住房，实行工费医疗是应该的，改革住房和医疗制度，是把这部分基金发给个人，同时把以前存下的也应补给个人

——如果国家和单位不再负担职工的住房和医疗的话。对于退休金更应如此。按照工龄计算，一个30 年工龄的职工或干部，如果被企业辞退或本人下海，应该按照工龄将以前存款补齐。在建立社会退休保险制度时，应该按照工龄，将全体职工的过去的养老金，由国家财政补齐。资金的筹集办法，一是拍卖一部分赢利的国营企业，二是发放一部分国营资产股票，三是发放一部分国库券因为养老金只有在退休以后才能按月领取，所以一次性补偿，并不是将这笔钱一次发给职工，而只是给每人在保险公司立一个帐户，将国家欠职工的暗帐变为明帐。无论工作调动还是被辞退，这个存折都应随着职工本人走。

——企业破产，对于他的以后可以不管，但是对于他以前已经付出贡献，应该属于他的，就应该补偿。就是如何为现有国营企业解除社会负担的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不只是企业，而是一个社区，负担了许多社会功能。许多国有企业，退休人员已经超过在职人员，“冗员”达到了30%，不解除这部分负，无论是哪一种主张，自负盈亏也好，平等竞争也好，加强管理也好，只能是纸上谈兵。问题在于，无人承担这部分“改革成本”。现代企业制度的设计者，对此只字不提，只是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已经存在的外部条件”。而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在经过了许多部门的利益争夺之后，也只是明确了国家，企业，个人共同负担的原则。这分明是“新人新办法”，而回避了迫在眉睫的“老人老办法”和新办法如何衔接的问题。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大有自发发展的趋势，无论是破产，转产，合资还是搞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首要目标之一就是裁减冗员。下岗工人越来越多，成为各级政府最为头疼的“社会安定”的包袱，被迫拆东墙补西墙，勉强解决3 个月的待业保险问题。如果再拖延下去，经济结构转换，国内外市场竞争，经营者行为个体化三个规律，将自发为自己开辟道路，结果是国有资产被少数人占有，而把数千万工人抛向社会。政府或者命令银行发放贷款维持企业，或者以赤字和国债方式向失业工人发放补助，或者发动新的经济高速增长，三种办法都将引发严重通货膨胀，迫使经济收缩，失业问题最终严重爆发出来，这样一种危险的前景，我们必须要避免的。

　　为国有企业解除社会负担，涉及十分关键的实质性问题：在理论上承认工人阶级对于国有资产存量的债权或者是最终的直接所有权，在政策上给予其充分的补偿，补偿者应该是政府，应该通过向富人征税筹集资金，并从国有资产存量中划出相应部分，作为抵押或者拍卖，建立社会保险公司，按照工龄给予国有企业工人，以及事业和行政人员，补偿其在计划经济下被国家财政统一扣除了的“必要劳动的价值”。

四．算一算国有企业中“必要劳动的价值”


　　46000 亿国有资产存量，除去75 % 的负债，只剩11500 亿，基本上是过去工人干部投资于国有资产中的“社会必要劳动的价值”。计划经济下长期低工资，低于国际水平数十倍，上百倍，除了生产效率低以外，主要是工资结构不同。按照马克思的定义，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价值包括劳动者的生活费用和延续教育子女的费用。那么在计划经济下，我国的工资是如何发放的呢？

　　1。按月以货币形式发放到工人手中的工资极低，配以各种定量票证，仅够维持最低的吃，穿，用。

　　2。住房费用，在国外发给本人，占工资三分之一以上。在中国全部扣除，变为企业利润上缴财政。然后按照工龄上报计划，再由财政拨款卖房，对工人干部进行无偿分配。房租极低可以忽略不计。目前把已经分配的住房再次出售，是没有道理的。
　　
　　按目前一套55 平方米的中挡住房，在北京三环路线以外，商品价是20 万元。按照工龄20 年以上户均一套，假设全国尚有400 万户没有分配住房，按照10 万元一套，需要4000 亿元。如果能将多占用的住房收回，此项费用可以减到2000 亿元。

　　3。医疗费用。小病不管，增加工资每年每人平均100 元，按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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