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完全理性，而只是“有限理性”。但由于添加第三方就能使这位经济人信息对称。而这种添加无论来源如何，无论是该经济人自己找来或是他人引见，总算是该经济人具有“获得第三方，从而使自己的信息对称”的能力。而由于这种能力可能使他实现自己的趋利欲望，所以就是完全理性，而不是有限理性。至于第三种情况，尽管该经济人有若干相关的理性，但是由于这位经济人无论如何也无法使自己的信息对称，换句话说，他根本不可能实现自己的趋利欲望，根本不具有实现这项趋利能力。所以相对于该项趋利欲望来说，他现有的那点理性实际上没有用处。而对没用处的理性，我们认为是“无理性”，而不是什么“有限理性”。
    而且显然，信息经济学对上述第三种情况（即：信息绝对不对称）没有研究的必要。
    简单地说，依据我们前面对经济人的理性定义，信息经济学中的“经济人理性”实际只有两种，信息对称和信息相对不对称的经济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信息绝对不对称者没有本文前述“理性”可言。而同样依本文前述，无理性趋利虽然也是趋利人，但却不是经济人。
    这就是说，依本文的道理，信息经济学也应该和其它经济学一样，都是以经济人的完全理性为前提，没有什么“有限理性”。
    但是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却非如此。由于他们无论学科基础（信息定义、信息与知识的关系、知识差距等）还是学科的内在规律（信息的对称性、信息的相对与绝对不对称等）均未建立且更无研究，所以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不但只能说信息不对称，而且只能假定：信息（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可能由不对称转化为对称。既然如此，那么经济人一旦信息不对称，就将永远处于不对称状态而无法改变。这就是说，经济人一旦信息不对称，就只能处于有限理性，而不可能（也永远不可能）转变为完全理性。
    还要说说研究的方法。当前国内外信息经济学实际是“三级跳”：没有研究“信息一般”就直接跳到经济信息，再直接跳到信息经济，更直接跳到市场经济。因此他们虽然看到市场某些商家信息不对称，但却无力深入研究，只能说些“道德风险”、“逆向选择”（“趋劣选择”似更好些）一类简单的叙述，更不可能分析信息（经济的和非经济的）“能否转化、转化条件、转化方法”等等（转化为完全理性的）内容。

三、再举例：经济人是共产主义的前提
    为使本文论点更鲜明，不妨以一个被人们认为“两个极端”的例，说明经济人普适于经济学的所有学科，是所有经济学的一般的前提，而不仅仅是某些经济学分支（例如商品经济）的特殊前提。
    我们想举的例子，就是共产主义经济。以“经济人”这种完全的、彻底的、绝对的自利人，却能说明“共产主义”这种完全的、彻底的、绝对的公利经济，不但更能说明经济人对各种经济学来说的一般性，同时也能看出，经济学完全可以“用经济说明经济”，那些靠道德、法规等非经济因素说经济、靠数学去“证明”经济，是多么苍白无力。
    许多人认为共产主义不可能实现。为什么？据说是因为共产主义“不合人性”。什么人性？又据说，人都是自私的，而共产主义却是“大公”社会。
    但我们却可以说，用经济人证明共产主义，就是由至私证明至公， “利己”是共产主义的第一前提。
    经济学以“利己”为前提，这是不错的。而共产主义是大公社会，这同样不错。可是这看来显然是两个极端的现象，作者怎么竟然说，自利却是共产主义的第一前提？
    这其实就是经济人和公有制的关系。
    有一场典型争论，那是十九世纪初，李嘉图批评欧文“合作公社”，因为人的利己性，就使公有社会不可能实现：“难道几千年的人类史，不是都在反对欧文先生的理想吗？”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对伟大的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认识不以为然。
    问题在于本文所说，经济人不仅是自利人，而且是理性的自利人。所为“理性”，就是不仅有趋利的欲望，而且有趋利的能力。换言之，就是知道“怎样”自利，怎样对自己最有好处。 
    既然每人都知道怎样才能对自己最有好处。那么，人们就知道，例如在一定条件下，参加一个更大的组织，忠诚努力地为组织工作，就可能比“单干”对自己更有好处。例如球员，他们都是为了荣誉、奖金等等私利打球，但是他们每人都知道，只有忠诚地为球队打球，才有可能（虽然不是必然）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 
    共产主义也是这样。所谓“共产主义”，不是天堂般的文学描述，而是由于生产力的规模扩大和质量提高而自然形成的社会经济形态。在这种生产力条件下，每个社会成员都知道，只有忠诚地为社会服务，而不是单干或假公济私，才是获得私利的好方法。这难道不是和其它（例如资本主义）社会毫无二致的“经济人”吗？然而这样极端自利，却是共产主义的人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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