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定向于各种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原有各垄断部门的人员可以分流，也可以加入合作组织，前提是必须变成农民。对农民发展合作组织免税的条件是合作组织必须把收入中至少60%的部分返还农民，用于农村适用技术的推广，用于农村社会事业建设，这等于间接用于农业补贴。这是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省等东亚小农社会稳定农村经济的最根本经验。
第八、 改变现有农业投资渠道和投资方式，使投资真正到位。不改变现行投资方式而加强农业投资，那就意味着各部门到财政的盘子里来分钱。水利分多少，农业部分多少，供销社多少，粮食局分多少，电力局分多少，文化部门分多少，教育部门分多少，科技部门分多少。财政部门不过是一个盘子，大家一块分，分完了，好了，可以做报告了，说加强农业投资的措施已经到位了。但真用到了实处吗？没有，还不够养活各权力部门吃饭买车盖房子呢。
第九、 以工代赈，引水治荒，缓解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治理荒漠可用以下办法：用去一个劳动力给3份以工代赈的口粮和基本生活必需用品，可以带家属，然后国家投资就定向地解决国内这些过剩的基本消费品生产企业，把过剩的消费品调到水库工地，然后随水变村，一片一片扎根了，就变成农民当地的水利开发了，同时建路，沿渠建路、沿路建筑，按新体制办旧事，这样就能战略性地配置调整资源和人口，缓解人地关系的高度紧张。同时，要放弃规模经济的想法，走以劳动投入代替资本之路。 不要空中画饼
这九条是改变农民处境，解决三农问题的前提。如果能在做到这九条的基础上，把留在农村的人协调起来，以参与式方法进行类似晏阳初乡村建设的“新农村运动”，坚持以人为中心，立足现有条件，发展可持续农业，中国农村才可能有出路。
这看似简单而有效的九条，任何实施哪一条都会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收益，也必然给执政者带来极高的历史性的声誉（但可能对现有既得利益者并不利）。但这九条都有一个前提，足够开明、强大的政府才可能实施。问题是，李昌平刻骨铭心的体验表明，农村改革已失去动力，中央政策已失去权威，农村改革者缺位，县乡政府及其部门已成为中央农村政策执行和深化农村改革的最大障碍，而农民还没有获得中国公民的权利，没有自己的组织，政府听不到他们的声音，70%的人就像哑巴一样的生活着，这是极其悲哀而无奈的现实！（还有什么能比李昌平的亲身经历更“经典”呢？在中央以至省市领导层层关注之下，这位有良知的乡官仍然被迫出走，其建议、改革无一落实，走后三月内该县又逼死四位农民，再无人过问。这一事实本身也许比多少长篇大论、多少高调口号，更能揭示中国问题的实质。在《我向总理说真话》一书中，他详细叙说这一亲身感受的同时，把中国农村、中国官场这只麻雀，作了无与伦比的解剖。）
可以想见，不经过一场从观念到体制的大解放，这九条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现体制和现行官员所容纳与接受。正因为如此，原中顾委委员、近20年来对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主要贡献的权威人士杜润生强调：一切的关键还在于政治体制改革。这对中华民族来讲又是一项综合性的大工程。中华民族身处转型期，几乎什么事都盘根错节，这和已经走上现代化轨道的先进国家问题比较单纯有根本性区别。

谁来改革？谁给权利？
无论是李昌平，还是温铁军，还是其他对三农问题卓有见地的杜润生、周其仁、党国英、曹锦清、秦晖等等，都提出了极好的分析和对策，都在作着挽救中华民族命运的呼吁。其他许许多多的有良知的大大小小的官员、学者，和部份饱受摧残后的农民、流动民工，也在做着同样的呼吁和努力。这些呼吁和努力不能说不是没有成效的，而是仅仅只有这些是绝对不够的。其实大家也不是不明白，这样的呼吁和政策建议，会被决策者认真采纳吗？实质的问题是：谁来改革？谁给权利？改革只能寄希望于一种飘渺的希望吗？
一位名叫“西乌拉帕”的朋友，看到了希望的另一面，也许是更可靠的一面：走向民间立场。他严肃地提醒所有富有良心和正义感的人们，9亿农民不需要、也不可能依靠别人的施舍过活。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的是力量。面对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什么良心、正义感、下跪、乞求、流泪…所有这些都不能形成与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有效搏弈的力量。要改变命运，9亿农民唯有靠自身的团结、勇气、智慧去努力争取。一切将农民的意愿弃置不顾或将农民排斥在外的解决方案，都不会取得成功。他举了四川谢安乡农民自发团结起来，学法、用法、宣传法，不屈不挠地进行维权努力而获得的成功的例子，强调作为良知尚存的知识分子，在研究三农问题时，一定要高度重视和相信农民自己的力量和智慧，一定不能忽略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西乌拉帕：《从李昌平的失败看解决农民问题的路径选择》）。该例中自省委书记以下各级官员都还比较开明、明智，也都还有代表民众利益的诚意，但在人治中国的现实中，这一例子有多大的可推广性呢？但无论如何，（政府）让农民团结起来，（民间）把农民团结起来与不合理不合法的行为展开博奕，是改善农民境遇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而且也是最后必走的途径。政治学有个解释，保守、充满惰性、僵化、倾向于行政集团利益，本身就是公共机构的特性。如果总是把眼光和努力的方向投向政府，而没有民间的推动，没有民间与政府的互动，什么样的改革也不可能实现。政府如果真想为民众利益着想，真有诚意克服利益集团的阻碍，那么，也应该重视民间的作用，支持民间发展，向民间寻求力量和同盟，这样的改革才有希望。
曹锦清强调，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要害是农民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即从“善分不善合”的无组织状态，向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平等协商的有组织状态转变。为此，需要一大批热心于农民与农村事务的知识分子志愿者，从外部将新的合作组织与原则导入到农村与农民中间去。（《黄河边的中国》）
如果政府自己没有充分的力量改革（这是现实），又不让民间团结力量进行改革，使整个社会没有出路，没有途径，那么，所有的矛盾只能堆积，所有的不满只能忍耐，忍耐总有限度，反弹亦将惊人。中国人在能做稳奴隶的时候是顺民，在连奴隶也做不成的时候就变成暴民，极端的暴民。这是我们的耻辱，也是我们的现实！现实中国在城市的歌舞升平之中，正在蕴酿着忿恨的火山。这火山一旦爆发，灼热的熔浆将淹没这片脆弱至几欲崩溃的大地。王力雄《黄祸》预言的悲剧和灾难，恐成现实！每一个有良知的或者明智的中国人，都应为避免这一悲剧和争取改善民族的命运而努力。

能否改良社会结构决定一切
可以得出结论，三农的问题，不是孤立的问题。三农的命运，是和法治的进程、市场经济的完善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杜老所说的，在当前中国一切的关键，都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但在整个民间被控制得铁桶一般的情况下，政府又被利益集团和奇特的文化观念所左右的情况下，直接改变体制希望不大，但是可以逐渐改变其结构性基础，政治、经济、社会、人文的结构，这是构建良性社会的必经之途！我们必须接受挑战，直面问题，抛开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又不能盲干。
结构是比体制更广义和更根本的东西。结构决定体制，体制制造（或解决）问题。一切历史性的困境，往往由结构造成。这在其他国家、以至目前的人类，也是这样的。不考虑改良结构，而进行盲目的修补或等待，要么是纸上谈兵，空中画饼，要么是好心帮倒忙。真正的问题是找到并按照能改良现有结构的途径去努力。
改良现有结构，这应成为我们一切努力的中心目标。改良结构离不开健康的力量，我们可能依据的只有自己的勇气、道德、理性、智慧和意志。我目前想到的改良结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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