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动机或是利他的，或是策略的。60%的老人回答说他们无条件地留下遗产，40%回答说，如果他们的孩子同意在他们退休后照料他们的生活，那么将愿意将遗产留给孩子（Yashiro,2002）。
遗产动机如何影响对于住房资产如何影响消费和储蓄的预测。有两个遗产模型：一是遗产仅仅产生效用和价值；另一个是后代的效用进入效用函数中。在前一个模型中，住房资财在年轻时被消费掉，而先前作为遗产用途的非住房资财用来为退休时的消费提供资金，并且额外的住房资产用做遗产。在后一种分析模型中，父母考虑孩子的效用函数，这就可能意味着住房财富是一种次要财产。如果住房价格上升，父母可能选择将这笔住房财产转让给孩子，换句话说，这种动态的遗产动机可以中和住房财富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Skinner,1996）。
3、遗产动机的政策意义
遗产动机与现实经济政策的关系,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分析：
（1）遗产动机对政府的再分配计划有何影响？
（2）遗产动机对于人口领域干涉项目意味着什么？
（3）遗产动机对政府开征遗产税有什么样的意义？
（4）遗产动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怎样？
3.1遗产动机与政府再分配计划
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新的再分配概念，“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政府再分配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Rosner，2003）。因此，分析遗产动机与政府再分配计划时,必须要考虑这几种再分配类型。
在利他主义的经济框架中,调整家庭户内部的代际财富转让可以消除与社会保障相联系的强制性的代际财富转移,破除社会保障与消费行为之间的联系。利他动机可以抑制公共转移支付，如公共教育支出、最低工资法等政策实施的结果取决于私人的财富转移，所以说，家庭内代际之间的利他主义遗产动机不仅对政府的再分配项目的作用，而且对资源分配中市场价格的作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Cox,1987; Bernheim and Bagwell,1985）。遗产动机对于社会保障金的增长和普及年金形式的私人养老金可能产生重要的负面影响。部分的解释是：即便年金的利率相当有吸引力，消费者也不情愿购买年金，因为年金限制消费者从孩子那里购买照料和关心的机会。
另外，政府为实现代际之间财富再分配的努力不会被遗产所抑制。政府操纵大部分社会保险计划，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等。这些计划减弱了作为预防措施的储蓄动机。换句话讲，政府的社会保险计划有可能会削弱作为储蓄手段的遗产动机。因此，面对遗产动机，政府如何改革政府支出模式，制定有效的社会保险计划，以实现经济资源再分配的帕累托最优，具有积极的意义。
3.2 遗产动机的人口学意义
通过留赠遗产，父母可以成功得影响孩子的教育、迁移、婚姻和生育率，并由此产生具体的经济后果。不断下降的人口增长率意味着更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因而，父母用来购买孩子孝敬和服务的储蓄动力减弱。同样的原因，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退休生活的延长，地理上人口流动的增加也会影响国民储蓄率（Bernheim,1984）。
在中国传统上，生儿育女与家庭财产之间的继承关系存在密切关系，遗产是保持家庭世代延续的一种重要手段，对于增强父亲、孩子、妻子及家庭成员间的友爱关系，维护家庭代际关系稳定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2以下，家庭规模减小，平均只有1-2个孩子，同时，人口流动和人口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在这样一种人口变动趋势下，人口领域的干预政策应当注意的是：父母如何把足够的时间、精力和财力投入到孩子的身上，甚至为了孩子的将来而进行作为遗产的财富储蓄；遗产对于孩子的行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家庭养老的方式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通过遗产巩固家庭养老的功能；如何通过有效的代际财富转移促进代际之间的和谐等等。
3.3遗产动机与开征遗产税
1986年，美国的遗产约有1,050亿美元（Gale and Scholz,1994）。在法国，遗产占GDP的3%。在德国，老年人在老年阶段消耗很少的金融资产，一个推测是留遗产，但经验研究证明老年阶段，由遗产动机驱动的储蓄的增加的证据不足。大量的遗产似乎是无意图的遗产，因此，反对征收遗产税的效率观点——曲解有效的代际财富转移——不是真正适当的(Börsch-Supan,1994)。
中国每年有多少遗产，我们还没有确切的数据，主要原因是中国还没有做过此类大型的调查。中国政府现在还没有出台《遗产税》，目前，中国开征遗产税的条件是否成熟，存在很大的争论。但不管怎样，笔者认为现在着手进行数据调查和科学研究，对于摸清底数，发现问题，即（1）健全个人财产登记和申报制度，确认遗产数量；（2）及时获得死亡人口信息，防止遗产在计征遗产税以前不被分割或者转移；（3）明确遗产类型，综合掌握死亡者的全部遗产；（4）完善财产评估制度等等。为开征遗产税提供参考依据，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3.4遗产动机与经济增长
日本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储蓄率有关，而高储蓄率与日本老人与孩子居住在一起、老人的遗产动机强有一定的关系。储蓄与投资高度相关，高储蓄率意味着高投资，进而推动经济增长。如果遗产是家庭孩子数量的函数，而且占国民资本存量的大部分，那么，家庭规模的缩小可能推动遗产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因而减少储蓄。政府干涉，增加政府储蓄和政府投资，是提高储蓄率，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必要手段。德国政府有几项特殊的津贴储蓄的激励计划,其中一项是在低收入群体中培养资本积累。德国的储蓄的税收政策有利于高储蓄，对年轻人来说，普遍的社会保障对工资收入的高替代率和医疗保险减少了储蓄的动机，但对于老年人，严密的安全网增加了净储蓄，因为充足的退休收入不仅可以防止德国老人消耗掉资产，而且提供足够大的收入水平来诱导在老年时期储蓄(Börsch-Supan,1994)。
有两种方法检验人口老龄化对国民储蓄的影响。一种是检验微观数据，即个人储蓄，然后加总得到国民储蓄；另一种方法是检验宏观数据，即考察人口结构的时间系列变化，以研究人口老龄化如何影响国民储蓄。两种方法导致明显不同的结果：微观数据显示老年人的储蓄不减少；而宏观数据显示有大量老年人口的国家趋向较低的储蓄率。用强调遗产的作用来调和这两种方法显示，老年人不耗尽储蓄意味着老年人临终时持有大量财富，因此留下大量的遗产，即使这些遗产是偶然的结果而不是遗产动机的结果，这些遗产也不能被忽视，因为有人要接受遗产。这些接受者将会消费得更多。因此，有大量老年人口的国家不一定储蓄更少，因为老年人不动用储蓄，但或许可能因为年轻人消费更多，以反应接受遗产更多可能性。有理由相信这个机制的重要性：大量证据表明遗产是财富积累重要的组成部分，很难证明那些接受遗产的人不受到遗产的影响(Mankiw,1994)。有学者预测1980-2025年人口变迁对美国私人储蓄率影响，储蓄率估计下降3.8到10.5个百分点(Heller,1989;Masson and Tryon,1990)。这种以微观和宏观数据为基础的预测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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