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激烈，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的碰撞也开始出现了。因此，如何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就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了。
    首先，个人的素质高低直接影响着他的决策的正确与否，而每个人的素质高低各有偏差，决策的质量就会产生高低差异，如何尽量减少进而避免失误的，甚至是错误的决策，直接影着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质量。
    其次，每个人掌握的信息量也是有限的，处理和运用信息的能力也是千差万别的。斯蒂芬.柯维指出：“如果我们不注意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增长获取对我们有用信息的能力，我们就会淹没在信息的汪洋之中，这样一来，信息对我们来说，不但不是财富，而是灾难。”因此，只依靠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筛选信息，作出决策时就难免失误，造成资源的浪费，最终还是无法实现个人的利益。
    再次，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波动性，它是受到供求机制的影响的，价格的波动是非常明显的。因而，经济波动必然会带来危机（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经济危机），然而，个人驾御危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这源于个人对市场变动的把握，和个人的观念与创新能力。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追求效率的，只有不断创新，改进技术，才能在激烈地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正如松下兴之助所说：“危机和良机本质上是一样的，只要改变观念，重新评估，趁机下手，这样一来危机则会变成良机，只要你改变观念。”汤姆.彼得斯说：“我们不能拘泥于以往的形式，只有不断创新，才有生命力。只有创造性才能得到的灵感，才是最可靠的，因为它的来源比推理猜测、比经验积累更加有效，更加可靠。创新，是战胜强有力对手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可见，要实现个人的利益最大化，驾御危机的能力是必不可少的，而这种能力离不开对市场变动的掌握，更离不开不断地创新。个人的能力的不断提高不仅有利于个人利益更好的实现，更是经济总体发展的重中之重。杰克.韦尔奇曾说：“成功最大的报酬是自我的满足。达成目标的满足感，才是真正的成功目标。”一方面，只有个人利益得到满足，才能更好地推动经济总体的发展；另一方面，只有紧跟着经济总体的走势，把握经济跳动的脉搏，才能预见危机，较早的作出应对措施，尽量把危机可能带来的损失降到最低，甚至是避免危机。
    最后，经济发展并不是某个人或者是某些人的努力就能实现的，它离不开经济活动中每一个参与者的共同努力。经济的高速发展，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实现需要形成统一的目标，建立高效的团队，有效管理团队，方能更有效发挥每个人的潜能，“使每个都能在最适合他（她）的位置上，”这样人力资源就实现了最合理的利用。哈耶克的理论在这一点上是辨证的，“如果我们可以同意社会经济问题主要是适应具体时间和地点情况的变化问题，那么我们似乎就由此推断出，最终的决策必须要由那些熟悉这些具体情况并直接了解有关变化以及立即可以弄到的应付这些变化的资源的人来作出。”这种没有通过某一中央机构，而以非集权化的方法来解决它，是为了保证及时利用有关特定时间和地点之具体情况，直接对周围环境做出决策，而这样做的前提是需要足以让他（她）作出决策的信息，以及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持，而这来源于一个可以提供所有这种种有形与无形援助的团队，多方面交流与合作，使有限的资源更合理的，更有效的配置到能满足个人与集体之间利益最平衡之处。
    综上所述，在看待哈耶克的理论的过程中要运用辨证的思维方法，结合具体国情，针对时代背景，综合地评价，来分析我国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运行。  哈耶克的市场经济理论对我国市场经济运行中非市场缺陷及其治理的启示 

    西方非市场缺陷论虽然还缺乏充分的国家经验佐证，它所得出的否定政府作用和反对国家干预的结论也未免失之偏颇。但就它所已经取得的理论成就却改变了社会经济学忽视非市场缺陷研究的局面。这给我们许多重要启示：
    其一、非市场缺陷理论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学的主题，其基本假定是“经济人”假定，认为“人是自利的，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则是无可争议的。所以，中国经济理论既要研究经济变量以及这些变量的相互联动关系，又要研究人的行为。人的市场行为由市场法则制约；但是，由人组成的政府的行为却一直是缺乏有力的制约机制。因此，防治政府行为的不合理或不科学则是问题的一个焦点。
    其二、非市场缺陷理论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研究市场经济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论及或者论述得不够深透。如政府之外的一些公共部门的缺陷、非市场产出技术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这些产出所没有预见到的其他结果等。因而探索非市场缺陷要比探索市场缺陷复杂得多。
    其三、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而对市场经济规律还比较陌生。例如，在短缺经济条件下，人们梦寐以求的是买方市场。然而当我国市场经济初步繁荣，买方市场真正来临之际，我们又显得手足无措。而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价格由市场竞争决定。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已全部取消，工业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只局限于木材、黄金、卷烟、食盐和天然气5种。目前，95%以上的商品资源都由市场来配置。因此，只有把非市场因素与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结合起来，彼此取长补短，融会贯通，揭示市场制度的缺陷，完善政府干预；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配合政府宏观调控，在买方市场到来之际，不但不会显得手足无措，反而会在竞争中表现得游刃有余。
    市场经济中重要的一环就是价格机制，用哈耶克的理论来说，“如果我们想了解价格的真正作用，就必须把价格体系看作一种交流信息的机制。”而“价格体系的最终要得特点是，其运转所需的知识很经济，就是说，参与这个体系的个人只需要掌握很少信息便能采取正确的行动。”那么这最少的信息又是怎样指示着经济发展的方向呢？就是反映在价格运动上的变化。就是通过最关键的信息以最简短的形式，传递给相关的人，达到指示经济变动的目标。但是，如果以非市场的因素来调节，由政府来对经济进行干预，就会破坏信息的传递，影响信息的筛选，也就无法正确、及时地传递经济信号，更谈不上把握经济的发展方向了。这也正是非市场因素的缺陷，需要解决的症结所在。因此，更好地治理非市场因素所带来的不良影响，才能使市场经济的规律得以发挥，价格机制在经济运行中充分地展示它的调节作用，指示经济发展的方向。治理非市场因素，运用法律手段，规范政府的行为，保证决策遵循经济规律，符合市场发展需要，克服非市场缺陷。这些年来，通过三次修改宪法，已明确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了各种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地位。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制定了一系列法律，确立了市场规则，规范了市场主体行为，明确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

    从政府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如下：

    政府为发展市场经济服务

    政府规模不断缩小。2001年，政府收入与GDP的比率从1992年的42.02%下降到25.87%，政府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重已经从1992年的5.16%下降到4.56%，政府补贴与GDP的比率从1992年的2.88%下降到1.08%。
    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大幅减少。政府管理的商品和服务的总项目由1992年定价目录颁布时的141种（类）减少到2001年的13种（类）。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社会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中，政府定重分别从1992年的5.6%、10.3%、19.8%％下降到2001年2.7%、2.7%、9.5%。
    生产由市场调节。在工业品生产方面，政府指令性计划只局限于木材、黄金、卷烟、食盐和天然气等5种，其中木材、天然气和黄金只是在某些环节或部分产品上实行指令性计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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