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当地人们更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此外，收获期不同的经济作物的大量增加，破坏了牲畜与传统农作物之间的良性循环（牲畜食用收割后农田的残根，其粪便又可以肥沃农田），从而使牧民直接遭受资源破坏的损失。森在对1972—1973年埃塞俄比亚北部发生的干旱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干旱造成的影响被阿瓦什山谷地区的经济结构放大了。”①
二是过度放牧和牲畜数量不断增加，产生“囚徒的困境”或“公共地悲剧”现象。由于牧场是公共的，而牲畜是私有的，于是就必然产生经济理性的冲突。增加一头牲畜会增加单个家庭的收入，但当每个家庭都这样做时，牧场就会遭到破坏，草地枯竭、沙化，从而减少整个畜牧业的生产力。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囚徒的困境”的现象在环境恶劣的生态系统脆弱区会进一步产生恶性循环，从而加剧该地区社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与易损性。森强调指出，在干旱的萨赫勒地区，当畜牧被当作生存保险手段而不仅仅是增加收入的手段时，情况会变得更糟。由于气候、降水、草地状况的不确定性，每个家庭为了提高牲畜的生存比率，减少生存风险，必然会努力扩大自己的牧群，结果造成过度放牧；过度放牧又造成草地面积减少和沙化，使整个地区牲畜的生存条件恶化，从而又进一步增加草地的不确定性。
此外，干旱地区政治辖区的划分，人为地限制了牧民的流动，降低了他们抵御旱灾的能力；赋税也使得牧民把牲畜作为保险工具的成本越来越高。总之，所有这些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和政策措施都增加了生态脆弱地区的易损性，使之更易受到灾害的影响。森最后做出总结：“近年来，干旱萨赫勒地区更易受到旱灾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些解决周期性干旱的传统方法遭到了破坏。”① 五、减免灾荒的社会经济对策
森的权利分析方法揭示了饥荒的发生与受灾的某些行业群体交换权利的丧失密切相关，饥荒的发生可以用人们的“权利失败”来解释。因此，当灾荒发生时，不能只是采取发放救济食品、迁徙灾民等一般措施，更应该采取特殊的政策来使灾民取得他们期望得到食品的权利，政府要做的不是保证食物供应，而是保护食物权利。概括起来，抵御灾荒和防止灾难性危机的理论的主要内容与结论有以下几方面：
（1）灾害的发生具有某种必然性，但通过恰当的政策和行动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减免其危害，一般地，经济的富裕和全面增长而不是单纯依赖于粮食产量的增长更有助于防止饥荒。森在分析非洲萨赫勒地区饥荒时指出，由于这一地区的气象、气候条件难以改变，因而，“干旱是难以避免的，但干旱的影响却可以避免。”②因为经济的扩展不仅增加人们的收入，减少对提供权益保障的需要，而且会同时增加用于权益保障的资源。森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为例说明，当人们普遍贫困而且公共资金难以保证时，饥荒就有更大可能发生，在那里，缺乏全面的经济增长是造成交换权利被剥夺的一个主要的基本原因。就缺乏增长而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问题的主要特征，并不是特定地缺乏粮食产量的增长，而是一般地缺乏经济增长（粮食产量的问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从当地气候条件来看，“经常提倡的惟一地注重发展农业——特别是粮食作物——的战略，就像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③他认为可以通过提供合理的价格机制、鼓励技术转变、技能的形成和生产率的提高等措施促进产出和收入的增长，从而实现全面经济增长。
（2）使个人或家庭建立其对粮食的交换权利是防止饥荒产生的关键。可以通过为那些受经济变化冲击的人们系统地重新创造最低水平的收入和权利来防止饥荒。“重要的是注意个人或家庭建立其对粮食的支配权的实际过程。” ④森认为关于饥荒的起因及其防止的政治经济学涉及机构、制度和组织，但主要取决于制度因素。他在研究萨赫勒地区的干旱与饥荒时指出，萨赫勒地区的食物问题，主要取决于影响食物权利的制度因素，这一影响是通过生产和交换实现的，因此，需要针对这些因素采取措施。萨赫勒地区减灾的关键问题不是如何把粮食弄到这些国家来，而是必须设计出一个经济机制，使遭受干旱和其它灾难的人们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即通过公共机构解决食物问题的脆弱性，确保每一个人的食物权利。这一权利不仅包括灾难期间的食物分配，而且还包括通过社会保险和就业保障来实现的较长远的权利安排。通过国家扶持来创造就业机会不仅可以增加人们的收入，使就业者获得了取得食品和劳动的机会，还鼓励了贸易和商业过程，因此，创造就业来救灾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曾经有效地运用于许多国家⑤。
（3）选择合适的制度安排，有效地减免灾荒。一是落实社会保险的制度安排，建立可持续的保险体系。由于饥荒的发生与粮食供给总量的下降并无直接联系，因此，保险制度所要解决的是家庭层面的食物控制，而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食物控制。在贫穷落后的经济中，个人的灾害保险难以形成，因此，政府必须发挥重要的作用，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保险体系。这一保险体系不仅包括了灾害来临时的饥荒救济，还应包括应急的公共就业以及失业保险、收入补贴等社会福利计划。此外，从国际范围来讲，如何建立国际保险制度以降低一些国家粮食供给的脆弱性是更值得考虑的问题。二是通过制度变革，解决“囚徒的困境”的问题。森认为，对于这一问题，仅仅靠个别牧民单方面自觉控制其牧群规模并不能真正解决。因为单个牧民所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或自己控制范围之内的事情，而个人行为的加总却可以导致社会灾难。通过制度变革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从诸如税收和补贴之类的激励措施，或政府管制牧群的规模，到建立牧民之间的合作等。关键是要建立起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牲畜所有权做出积极反应，而对他人的牲畜所有权做出消极反应的私人权利，以使每个牧民能够直接控制自己的牲畜数量。
（4）社会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发展对减免灾荒至关重要。森认为，饥馑经常看上去与自然灾害有关，人们也常常把饥馑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灾害：在失败了的大跃进期间中国出现了洪水灾害，在埃塞俄比亚有旱灾，而在朝鲜则是谷物歉收。然而，许多同样遭受到类似自然灾害的国家，甚至其灾情更重，却能有效地避免饥馑的发生。例如，在1979—1981年和1983—1984年间，博茨瓦纳粮食生产下降了17%，津巴布韦下降了38%，而同一时期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的粮食生产只下降了11%和12%。但是在粮食生产下降较少的苏丹和埃塞俄比亚却发生了大规模饥荒，而博茨瓦纳和津巴布韦则安然无恙，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两个国家及时和广泛的饥荒防范政策①。森认为，一个民主政府由于必须面对选举和反对党及独立的报纸的批评，所以除了积极努力地避免饥馑以外别无选择。因而对选民负责的政府必须积极地采取措施以帮助人民、减轻饥饿的威胁，而如果采取认真的努力，要避免饥馑其实是很容易的。在一场饥馑中，主要的受害者是穷人，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创造收入（例如，通过就业计划等）、让潜在的受饥馑威胁的受害者获取食物，从而使穷人免于饿死。森总结说，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正面作用表现在它有助于防止出现经济和社会性灾难。如果一个国家诸事顺利、一切都走上了轨道，人们或许不会特别注意到民主的这种工具性作用。但当形势因种种原因变坏时，民主政治所提供的政治激励机制就显现出巨大的实践意义。②
参考文献：
1.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中文版。
2. 阿玛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利与剥夺》，商务印书馆，2001年中文版。
3. Amartya Sen & Jean Drèze, Hunger and Public A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89.
4. J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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