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前几年却发生了饥荒，突出的例子是，当1943年印度孟加拉邦因暴风洪灾发生饥荒时，当年粮食总产比1941年实际上高11%，即使扣除人口增长，人均粮食占有量也增加了9%。因此，森认为之所以在国家有充足的食品供应的情况下还会出现饥荒，是因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一些社会经济弱势群体没有获得享用食品的“权利”，即他们没有进入食品市场的购买力，而非真正的粮食供应减少。实证分析的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一论断(见下表)。
 权利分析法对四次饥荒的实证研究结果比较
饥荒 人均粮食
供给情况 灾民最多
的职业 交换权利变化情况 总体经济
环境状况 自然灾
害情况
交换权
利失败 直接权
利失败 贸易权
利失败 
1943年
印度孟加拉帮饥荒 增加 农业工人 是 不 是，
严重 繁荣 暴风雨
病虫害
1973年埃塞俄比亚（沃洛省）饥荒 没下降 农民 是 是 不 衰退 严重旱灾
1974年埃塞俄比亚（哈勒尔盖省）饥荒 一些地区
下降 牧民 是 是 是，
严重 衰退 严重旱灾
1968—1973年
非洲萨赫勒地区①饥荒 下降幅度
不大 游牧民、农民 是 是 是 衰退 严重旱灾
1974年
孟加拉国饥荒 没下降 农业工人 是 不 是 混合 洪涝灾害
通过以上国家和地区饥荒问题的实证研究，森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1）权利方法把饥荒看成是经济灾难，而不是粮食危机。它受到整个经济和社会运行的影响，而不仅是受到粮食生产和农业活动的影响。一个人如果不能建立起对足够的粮食的交换权利，他就可能会挨饿。对于自己不生产粮食的人（如从事非农产业），或不拥有它们所生产的粮食的人（如农业工人），他们在市场上取得食品的能力取决于他们的劳动所得、现行的食品价格以及他们的非食品的必要开支。这种能力依赖于经济的具体境况：对雇佣劳动者来说是就业和工资率，对从事非农产业的人来说是其他商品的生产和他们的价格。对于那些自行生产粮食的人，他们的权利取决于他们自己的粮食产出而并不取决于全国的粮食产出总量。据此，森认为，尽管就经济整体而言，粮食可供量并没有下降而且仍然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也许甚至在其“高峰”水平，一场很大的饥荒也可能会发生。1974年孟加拉国的饥荒就是在粮食可供量的高峰期发生饥荒的一个例子，该年的人均粮食可供量比1971年到1976年中的任何一年都高。这次饥荒的起因是洪水造成的地方性失业使农业工人丧失工资，加之对未来食品市场短缺的夸大预期造成了粮食市场的恐慌和粮价陡升，从而导致了他们贸易权利的失败。
森的分析对于理解中国六十年代初的饥荒很有意义。中国的饥荒基本上也是农村现象，人口死亡最多的是安徽、四川这样的农业大省，城市所受波及较小，是因为政府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低价的补贴粮食，这里，对食物权利的不平等分配来自政府分配机制中对农村的歧视和对城市的保护。但中国发生饥荒的机制与孟加拉邦不同，中国计划经济之下没有价格效应。信息不畅是导致中国发生饥荒的重要原因。由于地方政府虚报产量，中国政府在饥荒高峰时对粮食存量的估计比实际数多1亿吨，从而导致了重大的饥荒。
（2）无论是经济繁荣时期还是经济衰退时期，饥荒都有可能发生。经济衰退时期发生的饥荒称之为“衰退型饥荒”（slump famine），经济繁荣时期发生的饥荒称之为“扩张型饥荒” （boom famine）。由于粮食支配体系（如市场拉动）可能会对某些特殊阶层的人极为不利，扩张型饥荒很有可能在农业全面增产的情况下发生。即如果经济繁荣表现为不平等的扩大，繁荣过程自身就有可能成为饥荒的诱因。在争夺市场控制或支配权利的竞争中，一部分人会因另一部分人的繁荣而受损，粮价会因为一些行业群体的购买力上升而抬高，结果其他必须购买粮食的人因为其货币收入的实际购买力大幅度缩水而受到损害。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可被视为一次“扩张型饥荒”，它与战争时期公共支出膨胀所引起的强大通货膨胀压力紧密相关。当稻米价格开始急剧上升时，公众恐慌和炒作投机共同把粮价推向天价，超出了相当一部分孟加拉农村人口可企及的范围，于是灾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3）不恰当的理论与政策会加剧灾害的后果。在常规的饥荒分析中，人们总是使用食物供给减少理论（FAD），这有时会造成灾难性的政策失败。最突出的例子是1943年印度孟加拉邦饥荒，灾害发生时，由于政府过于重视粮食供给总量的统计数字，因而没有预测到大饥荒的来临。对于FAD理论的过度依赖，使得政府在饥荒到来时并没有意识到大规模饥荒发生的真正原因是“交换权利”的变化，从而低估了灾难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饥荒发生时政府管理的混乱加剧了灾害的后果。具体表现在：公共分配系统没有掌握大量的食物，未能有效抑制疯狂的投机性囤积行为，导致粮价飞速上涨；而限制从其他地区进口足够的粮食导致了公共分配系统难以启动；政府未能有效地对灾民实施救济，以及组织就业工程增加人们的购买力等。总之，由于政府在灾害发生时未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最终使得灾害的后果被放大，导致了约300万人死亡。
（4）通过人口迁移来解决生态环境脆弱区问题的观点值得怀疑。在讨论干旱少雨的非洲萨赫勒地区问题时，一种观点主张政府应该考虑从少雨和雨量不稳定的地区撤离人口，将北部干旱、半干旱区人口迁移到南部潮湿地区。森对此提出质疑：他认为，把人口撤离当作解决萨赫勒问题的一个途径，会造成对一些因素的忽视：第一，改变一个社会的生活方式决非轻而易举的事情，政府也无法保证南部就业机会一定比北部正常年份好，而且生态环境脆弱的北部也并不一定缺乏经济发展的潜力；第二，放弃北部那些适用于农业、畜牧业和渔业的资源是最大的浪费，而且大规模移民还会使本来就人口拥挤的南部更加拥挤，甚至可能会破坏南方的经济条件。第三，萨赫勒北部不仅为南方所需的提供大量的畜牧产品、经济作物，而且还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因此，从萨赫勒地区撤离人口的简单思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必须放弃。森的这一观点对于目前解决生态脆弱区人口搬迁问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
（5）实证研究认为，市场机制不能通过粮食流动来消除灾荒。事实上，在许多灾荒中，饥荒正在蔓延时，而受灾的国家或地区却正在出口粮食。例如在1906年的中国，由于英国放任遭受饥荒的湖南省向外出口粮食而引发了灾民暴动，后来在1910年著名的长沙大米暴乱中也出现了类似问题。从权利角度来看，市场机制促使粮食从遭受饥荒的地区向其他地区反向流动是因为市场需求所反映的不是生物学上的需求或心理学上的欲望，而是建立在权利关系之上的选择，因而从遭受饥荒的地区向其他地区出口粮食恰是市场尊重权利而不是尊重欲望的“自然特性”。
（6）不合理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使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易损性增加，是导致灾害发生的重要因素。森在对埃塞俄比亚和非洲萨赫勒地区干旱与饥荒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时指出，认识到在萨赫勒经济中存在的使干旱萨赫勒地区容易遭受灾害的长期因素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他分析了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是土地商业化开发会导致当地易损性增加，加重或放大灾害的后果。他指出，土地商业化开发使当地人们对粮食的需求越来越依赖于市场，这无疑会增加气候变化对其生活的影响程度。因为种植粮食的农民以及放养牲畜主要供自己食用的牧民只会因为自己产量的下降（因为气候或其他影响）而陷入困境，而经济作物的种植者和大量出售牲畜产品的牧民则不仅会因为产量的下降而遭灾，还会因为商品的市场交换能力即交换比率的变化而受损；其次，气候变化或其他因素还会导致就业环境的急剧变化，农场或其他职业中领取货币工资的工人更容易遭受灾难的打击，也就是说，虽然商业化提供了新的经济机会，但它也增加了易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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