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普及使许多厂商都能生产这种产品，就不可避免在销售上互相竞争，价格下降到最低，微薄的利润迫使投资者转向更新产品的开发。
这是有效供给创造需求必然具有的“产品循环”规律，它反映了任何一种商品必然走“从贵族到平民”的道路。如果没有有效供给，只强调市场需求，则每个企业只坐等市场境况的好转，不会主动创造、主动寻找最佳生产方式。企业的消极态度会增添政府抬高市场景气度的压力。企业越消极对待市场需求疲软的现状，政府以财政货币扩张手段抬高市场景气度的责任就越重；相反，企业主动面对市场需求疲软状况而积极应对，走出一条自我生存发展之路，则政府的责任就越轻，它从中所损耗的元气就越小。 三
特别指出，当中国经济完全纳入WTO机制后，政府财政货币扩张作用将遭到削弱，有效供给作用则增强。因为当政府想以财政货币扩张的办法拉动国内经济增长时，政府拉动经济所带来的好处将被国外厂商占去，中国自己的厂商由于有效供给能力不足而不能从中获得应有的好处。比如，如果日本汽车以极低关税进入中国，那么，国内消费者将会首选日本汽车而放弃国产汽车，因为国产汽车品质还不太好。因此，如果国内厂商没有积极提高它们产品的有效供给能力，在全球化市场条件下，政府以财政货币扩张办法挽救国内厂商的努力将越来越弱。这一点应引起经济决策层高度重视，及时采取对应措施，不应再对凯因斯主义抱太多幻想。
在WTO机制下，财政货币扩张还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假设财政货币扩张使中国消费者消费能力增强，由于著名的“嘉芬反论”---人们实际收入越高，对价格低廉商品的购买量就越少，对价格较高的高档商品购买量就越多---中国消费者将增加对国外进口商品的选购，对国内低档低廉商品的选购反而减少。这样，财政货币扩张之目的就不能达到，甚至起反作用，为国外厂商“作嫁衣裳”。
所以在WTO机制下，中国企业更要讲有效供给，努力提高产品品种品质和降低成本价格。

四
我们知道，萨伊强调供给对经济运行的主导作用，但他想建构一个完满的供给---需求对应体系并未成功。因此，就应该对供给进行限制，指出并非任何供给都有需求与之对应。这样，供给就要强调有效性。有效供给肯定会有需求与之对应，肯定会受到需求，否则它就不是有效供给。具体地说，只要你的产品品种品质好，价格低廉，性价比高，那么你的产品就必定受到市场的需求。
凯因斯批判了萨伊“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认为人们的储蓄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投资，从而在个人消费与投资消费上使需求等于供给。这样，凯因斯主张以政府行为取代“投资诱导”微弱的个人投资，让储蓄中积累下来的购买力更彻底地转化为投资，从而扩大社会需求。正如他所说：“我希望看到的是：处于能根据一般的社会效益来计算出长期资本边际效率的地位的国家机关承担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进行投资。” 凯因斯要求政府以财政货币扩张的办法刺激市场需求，抬高市场景气度，让企业产品能销售出去。这个办法确曾获得巨大成就，美国等西方国家自1929年大萧条后获得迅速发展，似乎是这个办法起作用的结果。
但到1970年代，美国陷于另外一种危机程度不亚于1929年大危机的困境：滞胀；经济既衰退，又通货膨胀。“一方面，生产增长迟缓，经济发展停滞，失业率长期较高；另一方面，长期存在通货膨胀，物价持续上涨。” 滞胀使凯因斯主义遭遇严峻考验，学者们普遍认为，“‘停滞膨胀’既是国家长期干预经济的结果，又是政府用以刺激经济的各项政策措施再也不能奏效的表现...‘停滞膨胀’的出现，是政府长期推行凯因斯主义的结果，同时也证明凯因斯主义已经失灵。” 滞胀给社会经济带来什么后果？“1979年以后，‘滞胀’更进一步恶化为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1980年竞达13.5％）同高失业率和严重的经济衰退相结合的所谓‘衰胀”（衰退膨胀）---美国经济进入‘新政’以来最为因难和严峻的时期。” 实际上，滞胀的解决比1929年大危机更麻烦，因为1929年危机只是泡沫破灭后需求不足的单方面问题，只要想办法提高需求就可解决。而滞胀既有因经济发展迟滞、失业率上升所造成的需求不足，又存在通货膨胀、物价上升问题。如果以财政货币扩张办法刺激需求，则通货膨胀问题会更严重；如果以通货紧缩办法抑制物价上涨，则经济会更衰退，失业问题更严重。
此时供给学派应运而生，并迅速受官方重视。著名的“里根经济学”与英国撒切尔夫人供给主义政策，都是供给学派思想在官方政策上的反映。里根经济学的唯一主题就是抗击“滞胀”，它主要采取的措施就是减税与提高生产率，用减税来对抗经济衰退，用提高生产率来对抗通货膨胀。里根指责凯因斯主义“用通货膨胀这个敌人去打失业这个敌人，再反过来又用失业这个敌人去打通货膨胀这个敌人。结果两个敌人都打不倒，一齐向美国经济压来。” “因此，是美国经济到了转折的关口、必须寻找另外一种途径的时候了，这就是用减税和提高生产率的办法，一举打倒两个敌人，彻底摆脱滞胀，让美国经济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运转，使美国人恢复活力，从而实现‘美国的重建’。” 
但我们不应将供给学派单纯理解为减税，否则，一旦减税政策失效，人们就会将供给学派的整个思想都抛弃。我们应该选取的是减税中所包含的思想，而不是减税这种形式。减税的实质是减小各个纳税企业成本负担，使其具有更大获利机会，并且也使产品价格得以下降。减税这二重作用，既可促进各企业的生产，以实现经济增长发展，又可降低物价，缓解通货膨胀。实际上，提高生产率在达到这二重作用方面比减税更有成效，并且还可避免政府税收总量的减少。因此提高生产率更好体现了供给学派的思想。
中国经济管理水准比发达国家管理水准低与慢几十年。在发达国家已基本上放弃凯因斯财政扩张手段（只用货币利率手段）来应对通货紧缩危机时，当今中国还在热衷于财政货币扩张手段。当然，这确实为中国解决前几年通货紧缩问题产生很大作用，但迅即而来的就是通货膨胀。中国政府及早发觉通货膨胀迹象，采取宏观调控措施将其抑制。同时提出可持续发展观与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增长质量而不应单纯追求数量。这是中国政府采纳有效供给思想的体现。

五
虽然当今中国改革的实质就是要提高企业的活力与自生能力，从而提高整个中国经济的有效供给水平。但中国学术界却对有效供给理论并不太重视，他们重视的仍是凯因斯需求管理。只有少数经济学家，如吴敬琏、魏杰、胡培兆等教授，能够看到有效供给更深远的意义与作用。如吴敬琏说：“所谓供给方面，就是企业方面。政府要做的事情是想办法发挥供给方面的潜力，提高供给方面的活力。否则，一出现衰退政府就扩大需求，这样企业将越来越安于这个环境，使得它不思进取，不提高自己的效率，不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样经济运行状况会越来越恶化，直至出现滞胀。美国就是这样，以至于到1970年代，汽车业，电子工业的霸权都落到日本手里。经过1970年代的一场大争论，美国共和党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都采取了供给学派的政策。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都是所谓自由派，反对政府干预，都采取了供给方面的政策，发挥供给方面的活力，结果英国和美国的经济很快复苏了，竞争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里根的供给学派政策，主要有三项：第一、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第二、解除管制。比如，解除民航管制、电讯业管制，强化竞争；第三、大力扶植小企业。小企业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加强整个社会的竞争度。” 魏杰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扩大内需是一篇大文章，必须充实扩大内需政策的内容，提高政策实施的效果。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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