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周边国家为此颇为不满。人们会问，为什么五十年后的日本人还要为他们的前辈在五十年前的罪行道歉呢？作为一个民族，它的行为不仅要受一时的成本－收益分析的驱使，更受其民族文化的影响。因为一民族的文化实际上是该民族历史的记忆的积淀。只有一时的成本收益分析，一个民族只会象囚徒困境中的不合作者行事，而世代延续下来的民族文化，由于记忆了过去多次博弈的行为与结果，则倾向于采取合作的策略。在历史中侵略他国的民族，如果不将这一侵略及其后果记忆下来，就不能在其文化中殖入和平的基因，它的文化就不能阻止它发动新的侵略战争。所以，从一个民族及其历史的角度看，五十年后的人为其先辈道歉并不为过。
问题是，为什么不少日本人拒绝道歉呢？除了我们不知道的原因，一个原因是，在日本之前的侵略者并没有道歉。我在这里指的是英国和法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它们之所以没有道歉，是因为它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打败过。由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逻辑，打输的侵略者受到了惩罚，被要求道歉，但打胜的侵略者却没有受到过惩罚，也还没有被要求道歉。自近代以来英、法等西方人强加于世界的规则，其实就是日本人后来遵循的规则。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战国规则，亦即我在“什么是文明”中所说的“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正是这种规则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导致世界迅速地从大刀长矛的时代进入了核时代。但是直到今天，西方人不仅没有丝毫的忏悔，反而百般粉饰那一段不光彩的历史。从他们的正统历史教科书中，新一代西方人不会对他们先辈的海盗行为感到羞愧，现代的日本军国主义却会从中找到它的道德基础。然而，我们今天面对的世界秩序，实际上是由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构成的。它所包含的“武器先进者胜”的规则，是在一百五十年前就奠立了的。我们对以前的历史不加批判，我们就不能改变今天的规则。而正是这种规则，使人类进入了核恐怖，使人们看不到走向和平的道路。
有人会问，文化的力量有多大呢？其实，这种包含着非文明因素的西方主流文化已经主导了全世界。我可以试举两例来说明。最近几年，我国的一些城市通过了禁止放爆竹的法令。我在春节时偶然看到一张宣传画，上面说放爆竹是一种野蛮的习俗。这种说法使我极为惊讶。爆竹是火药制造的，它是火药的和平利用方式。我最早知道的禁放爆竹的城市是香港。这不能不使我浮想联翩。提到香港，就会想到鸦片战争。这是一个把火药用于制造枪弹炮弹（即用于战争目的）的民族打败把火药用于制造爆竹的民族的战争。到今天成吨成吨的枪弹炮弹导弹和原子弹被生产了出来，但从来没有人说这是野蛮的。相反，我们还经常可以在近代文明史中看到“武器的进步”。把一种材料的和平利用斥为野蛮，而把同一种材料的战争目的的利用捧为“文明”，这个世界难道不是颠倒了吗？我们还能在这样的主流文化下看到世界和平的希望吗？我真心期望，那些还没有发布爆竹禁令的城市，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这样，每当节庆之时，都会有一种声音提醒我们，要永志不忘我们祖先的把一种可能用于邪恶目的的技术用于促进人之间的和睦的伟大发明！
另一个例子是有关核武器的。我最近看到一本名叫《无核武器世界的探索》的书。书的作者们的努力令人钦佩。但这本书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触及到导致核武器的出现和核竞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他们只是证明，由于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所以不需要有核武器了。这种逻辑无非是说，如果存在着竞争的霸权，核武器就是必要的。这本书也没有看到，在目前的国际秩序中，拥有核武器实际上是受到鼓励的。例如目前联合国的五个常任理事国恰恰是五个核大国。这是偶然的吗？这其实恰恰道出了核武器在大国地位上的重要作用。无怪乎法国新总统希拉克上台伊始，就宣布恢复核试验。如果不在国际政治中消除对拥有核武器的鼓励，我们就不能在消除核武器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具体来说，就是假如我们把拥有核武器的因素撇开，看看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是否有的国家不应继续担任这一国际组织的重要职位呢？
检讨今天的文化，是为了我们不再犯过去的错误。一个民族是否“文明”，并不在于它过去有过多少“不文明”的行为，而在于它的主流文化是否能够检讨这些行为。那些粉饰甚至美化过去侵略行为的民族不会被人类奉为文明的楷模，却永远摆脱不了耻辱。

七、结语

曾经有人问我，你不认为文明有优劣之分吗？我说，我不想和你辩论。因为既然我是一个经济学家，我信奉的经济学让我无法相信相反的结论。换句话说，我之所以写出“什么是文明”，与其说因为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不如说因为我首先是一个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是在欧洲启蒙时代创立的，当时由西方传教士带回的中国古典哲学对经济学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奠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这一传统在后来的经济学发展中逐渐衰落了。直到本世纪中叶以后，自由主义传统又重新兴起。它的基本逻辑在计划经济试验失败以后得到了更为广泛的赞同：不要用自己的效用判断或价值取向去替代别人的价值取向；任何人都会自己找到通往幸福的道路；企图用自己认为的好的标准强加于人，只会带来违背初衷的结果。我其实是依据反对计划经济的同样的理由来反对全盘西化的。在我看来，西方人企图把自己文化标准加于全世界的作法，与计划当局企图把自己的偏好加于全社会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这都是哈耶克所批判的构造主义的态度。不少与哈耶克同时代的西方知识分子，已经把这样的见解溶入他们对文化问题的看法中了。如现代行为学的创始人、诺贝尔奖获得者洛伦兹。当他通过对动物行为的研究得出了与哈耶克的研究几乎一样的结论后指出，“既然一个文化的社会标准和仪式性质的系统，是用各种特别的方法去适应自己环境的特殊情况，所以这样毫不思索地接受外来的习俗，必定导致适应不良。殖民地的历史已经有许多实例，证明不只会毁灭文化，而且害及人民与种族。”（康罗·洛伦兹，１９８７，第２７４页）经济自由主义的复兴，不仅伴随了计划经济的垮台，而且对西方人主导的国际秩序提出了挑战。
然而，我又有幸是一个中国人。我因此避开了西方主流文化的偏见（当然也许免不了中国文化的偏见）。自由主义经济学没有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弊害，对其弊端的发现由现代博弈论完成了。但直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有哪一个西方学者将这一发现用于对近代史以至现代国际秩序的分析上。这不是他们不够聪明，而是文化偏见使然。借助于博弈论的研究，我们在今天就可以看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战国规则的结果，那就是全人类的灾难；如果人类在其主流文化中不愿承认这一点，只是为了粉饰自己不光彩的过去，就只能一步一步走向灭亡。我真心地希望一些正直的西方学者和我一道开展对西方主流文化中这一不健康的部分的批判，并把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否定变成人类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在汤因比·李约瑟和米瑟斯等人的研究中，我看到了这一希望的可能性。那么我就只能寄希望于中国文化。这是唯一一个在其历史中建立过后战国文化的文明。对中国来说，她的现代化目的不应是扮演一个战国时代的大国角色，如果有一天她达到了这样的实力，她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结束人类的战国时代。 参考文献

Arrow,K.J.,1951,SocialChoiceandIndividualValues,Jone
Wiley&Sons,Inc.肯尼斯·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Buchanan,J.M.andTullock,G.,1962,TheCalculasofConsent,AnnArbor:UniversityPress.陈荆和，《十六世纪之菲律宾华侨》，新亚研究所，１９６３。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中国社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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